在制作輿情報告過程中，為了體現專業性、更有說服力、提高理論性，使用這些理論解釋傳播規律、分析網民情緒、研判未來發展
1. 次生輿情：次生輿情是指在輿情發展過程中出現新刺激性因素，引發針對當事主體或其他主體的新的輿情事件。次生輿情與原生輿情具有相關性，但爆發后往往造成更大范圍、更深程度的惡性影響。當一個地方爆出丑聞后，舉國媒體云集關注接力“扒糞”，當地社會生態被置于輿論監督的放大鏡下，很多平常被掩蓋和忽略的問題都被“扒”出來，形成一波又一波躺著中槍的“次生輿情”。
次生輿情曝光主要有四種情況：
第一種是輿論監督“報復性”的曝光。網民不滿某個官員或某個部門的所作所為，但在既有體制下又拿那個部門或官員沒有辦法，便會采取“報復性人肉”的方式去找官員的貪腐問題。比如看這個部門有沒有超標，那個官員戴的什么手表。很多地方政府和官員根本“經不起監督”，楊達才一被人肉，就查出了經濟問題；周久耕一被搜索，就搜出了一堆見不得陽光的破事，從“九五至尊”查出了很多“次生丑聞”。
第二種是媒體監督“順帶性”的曝光。某地發生一起大的丑聞后，比如城管打死人、拆遷引發的群體性事件，往往會引起舉國媒體的集中關注。一些地方非常封閉，缺乏監督陽光的照射，累積了很多社會問題，當然經受不住舉國媒體的輿論監督，那些問題都會被順帶著挖了出來。記者到這個地方采訪，自然也會“捎帶”回很多新聞。
第三種是地方政府錯誤的危機公關中引發的連鎖丑聞，形成輿論次生災難。發生丑聞后，地方總想迅速息事寧人和“控負”滅火，但常常是欲速而不達，一再制造新的丑聞。典型如當年故宮失竊案，由于故宮方面應對不當，竟由“失竊門”引出了“錯字門”、“會所門”、“瞞報門”等十重門。前些年延安城管踩人事件，當地昏招頻出，也形成了“臨時工”、“城管大樓”、“偽造道歉”等多重門，出現一連串次生丑聞。
第四種是順藤摸瓜式的次生丑聞，案中有案，由一起事件在深入調查后發現有更深的水、更深層次的問題，背后有更大的“老虎”。
次生輿情往往都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仿佛都是意外中發現的，充滿了戲劇性。這暴露了輿論監督的局限，更暴露了常態監督的缺位和無力。同時，地方政府和官員因為不熟悉、不適應新媒體背景下的突發事件傳播規律，在輿情應對、處置過程中因為時機或方式不當，往往給事態帶來新的甚至更大的輿情危機。
2.輿情長尾(長尾效應)
網絡輿情事件進入消散期后，相關流行語、視頻等娛樂化的尾巴長期流傳。最常見的輿情長尾是相關流行語，如早年的“躲貓貓”、“俯臥撐”、“中國大媽”、“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等，每個流行語背后都對應著一個輿情事件。作為流行語存在的輿情長尾，實際上是網民出于對某類問題的關注而留下的社會印痕，其核心層面仍是社會心態的傳接。
輿情長尾有三大特征：
符號化。經過抽象、提煉的，易于引起注意，易于識別、記憶，易于激發傳播的，往往是高度凝練的符號化的詞語或斷句。如“我爸是李剛”、“且行且珍惜”等，在網民大量傳播過程中，被賦予約定俗成的象征意義，在網絡語言體系中沉淀下來，成為經久不衰的刻板印象。符號的生動、形象和易于流行特征，導致輿情長尾在當事主體輿情管事視線之外長期流傳。
刻板印象。輿情長尾通常都是負面的刻板印象，指網民在一兩次輿情事件中形成的對當事主體的整體印象。其片面、標簽化和一旦形成即難以改變的特征，都為日后受眾先入為主地用刻板印象來理解和判斷輿情當事主體的言行，造成難以修復的后果。
眾創接龍。互聯網既是網民信息消費的工具，又為大眾社交和娛樂提供了互聯互通、隨機組合的平臺，眾創接龍成為網民日常娛樂的方式之一。網絡輿情長尾，則是網民喜聞樂見、積極參與創作接龍和傳播的內容之一。這些輿情長尾的創作過程，既是網民釋放內心壓力和不滿的集體吐槽，也是網民消費輿情“冗余”的樂趣所在。
3.沉默的螺旋
德國女學者諾依曼1974年提出:輿論的形成，是大眾傳播、人際傳播與人們對意見環境的認知心理相互作用的結果。大眾傳播媒介提示和強調的意見具有公開性，易被當作多數或優勢意見，從而帶來壓力，引起人際接觸中劣勢意見的沉默和優勢意見的壓倒性局面的形成。
諾依曼認為，大眾觀念實際上在人類社會已經存在了數千年，并且不斷創造和保持著社會運作必須的和諧與一致。因此，大眾的意見可以認為是一種社會控制，客觀上是為了“促進社會一體化，保障基本行為和觀念達到足夠的一致水平”。
對于一個有爭議的議題，人們就會形成有關自己身邊“意見氣候”的認識，同時判斷自己的意見是否屬于“多數意見”。當人們感覺到自己的意見屬于“多數”或處于“優勢”的時候，便傾向于大膽地表達這種意見；當發覺自己的意見屬于“少數”或處于“劣勢”的時候，遇到公開發表的機會，可能會為了防止“孤立”而保持“沉默”。越是保持沉默的人，越是覺得自己的觀點不為人所接受，由此一來，他們越傾向于繼續保持沉默。幾經反復，便形成占“優勢”地位的意見越來越強大，而持“劣勢”意見的人發出的聲音越來越弱小，這樣的循環，形成了“一方越來越大聲疾呼，而另一方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過程”。
網絡傳播環境首先給輿論的形成帶來困難。根據諾依曼的“沉默的螺旋”的假設，輿論的形成與大眾傳播媒介營造的意見氣候有直接關系。因為大眾傳播有三個特點：多數傳播媒介報道內容的類似性——由此產生共鳴效果；同類信息傳播的連續性和重復性——由此產生累積效果；信息到達范圍的廣泛性——由此產生遍在效果。這三個特點使大眾傳媒為公眾營造出一個意見氣候，而人們由于懼怕社會孤立，會對優勢氣候采取趨同行動，其結果造成“一方越來越大聲疾呼，而另一方越來越沉默下去的螺旋式過程”。
互聯網傳播技術和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 “沉默螺旋”的效果，讓我們看到大眾傳播媒介對輿論導向所起的重要作用。例如：網頁點擊量會把優勢意見的帖子頂到網站首頁，點擊量越少越有可能沉到很多頁以后，失去被更多人看到的機會；類似微博的這種傳播介質助長了受眾的淺閱讀習慣，很多人看了微博中一百多字的介紹后不再點開長微博或者具體報道去看個究竟，往往更多地去看評論，然后決定是否轉發和參與評論。這使得大多數惡性輿情事件中，很多參與轉發和評論的網民實際上不明真相，受微博評論中第二手、第三手信息和觀點引導來傳播和發聲。互聯網媒體為了聚攏眼球，無論標題黨式的提煉刻意刺激、放大極端情緒的內容，還是在具體編排和位置安排上極力渲染極端氣氛，都會引導大量網民盲目跟進，使得劣勢意見持有者更無膽量開口說不。
在網絡傳播環境中，盡管大眾傳播媒介的幾個特點仍然存在，但與過去相比，傳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網絡傳播的出現，使得其他傳播方式可以借助網絡這個平臺，對更大范圍的受眾產生更深刻的影響，稀釋了傳統的大眾傳播媒介對輿論的影響。隨之而來的，是過去相對明朗的意見氣候變得更為錯綜復雜。在網絡傳播環境中，除了大眾傳媒，還有意見領袖和網絡推手，以及這三者之間的交互影響。意見領袖和網絡推手在激化社會負面情緒方面，總是比大眾傳媒無所約束，更加放得開手腳，更容易贏得多數網民的跟隨。
4.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是西方政治學定律之一，得名于古羅馬時代歷史學家塔西佗。當政府部門失去公信力時，無論說真話還是假話，做好事還是壞事，都會被認為是說假話、做壞事。當一個社會出現誠信體系故障、社會秩序混亂時，塔西佗陷阱在社會群體突發事件中也有充分的表現。
在網絡時代，塔西佗陷阱正隨著傳播方式的變遷，成為日常社會管理中需要頻繁面對的挑戰。網絡輿情事件頻發，已成為民意聚散的一個重要平臺和渠道。塔西佗陷阱有可能因漠視民意、信息淤塞而急速放大，也會在及時合理的應對中逐漸消弭。有些事件通過網絡放大，會有遠遠超出事件本身的傳播力和影響力。而當這些孤立的事件在網上此起彼伏，也會在潛移默化中影響公眾的判斷趨向，互聯網就有可能使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情緒發酵，形成“塔西佗陷阱”的輿論土壤。保障人民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正是網絡語境中社會管理的一項指導原則。
5.羅賓漢情結
羅賓漢是英國民間傳說中的一位俠盜式人物， “羅賓漢情結”本來指各民族普遍存在的扶弱抑強的人文關懷。“羅賓漢情結”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也有體現，最著名并廣為流傳的就是《水滸傳》中的綠林好漢，他們劫富濟貧、除暴安良，“智取生辰綱”之類的故事，反映了草根階層對貪官污吏的憎恨，對自由平等的向往。當今社會同樣存在這樣的心態，只要涉及官民、貧富之間的沖突，往往不辨案情的是非曲直，一邊倒站在弱勢群體一方。
新媒體時代，新聞跟帖、微博評論等，常常成為“草根”們怨恨的發布場和“仇官”“仇富”情緒的宣泄口。農民工、城市下崗工人、攤販、被強制拆遷的業主等，在網上往往得到一邊倒的同情。
羅賓漢式的俠腸道骨、特立獨行，有助于揭開真相，對促使事件朝著合理合法的方向發展發揮作用。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預警， 有利于政府改進工作，也有利于群眾情緒的平息，對社會穩定有積極作用。然而，在表達民意、鞭笞腐敗、揭露丑惡現象的同時，“羅賓漢情節”也不可避免地帶有非理性甚至非法性。網絡語境多樣化，網絡發帖、微博轉發的信息時常真假難辨，不少網民表現得比較盲目，既缺乏是非觀，也不追求真相和真理，只是“圍觀”“起哄”“扔磚頭”而已。
6.尖叫效應
“尖叫效應”最初來于心理學，比如在滿是人群的街道中，如果有人突然歇斯底里地尖叫，往往能快速吸引人們的注意力，博取眼球。“尖叫效應”在資訊傳播中也得以顯著體現，通過非法抓取、剪拼改編的驚悚、惡搞、色情等低俗內容，往往能迅速引發人們的大量關注，無論是從滿足人們的獵奇心理，還是引發人們的指責批評，傳播者都能從中獲取高額的流量和點擊率。
一些網絡平臺正是利用了“尖叫效應”獲取關注，而近年來盛行的基于算法導向的信息推薦技術，為實現“尖叫效應”帶來了技術支持。依托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對用戶瀏覽記錄、興趣愛好等進行深度分析，在此基礎上將更多契合“尖叫效應”的信息提供給用戶，從而取悅受眾，擴大平臺用戶基數。
然而，算法主導的信息推薦技術，很容易自動過濾掉“不感興趣”“不認同”的信息，實現“看我想看，聽我想聽”。久而久之，信息接收維度變窄，資訊獲取渠道單一，在單調的信息交互中形成特定的興趣習慣，讓人深陷“信息繭房”的桎梏。值得注意的是，算法推薦還可能引發“尖叫效應”與“信息繭房”二者效果的疊加：一些平臺大肆利用“尖叫效應”，通過推送傳播博人眼球的劣質低俗內容以獲取關注和流量；算法主導的信息推薦技術，助推構建起一個個充斥劣質低俗內容的“信息繭房”，不僅讓用戶深陷其中、難以自拔，而且容易形成輿論生態的“劣幣驅逐良幣”。
7.共情效應(情緒傳染)
從網絡輿情角度來講，共情效應是大眾的同理心觸發共鳴形成輿論聲勢的輿情現象。在民生輿情中表現尤為突出，由于涉事者損害或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強烈的代入感易激發群體同理心，讓網民能夠突破年齡、階層、性別等圈層走到一起，去表達共同訴求，發泄共同的情感。
輿情回應過程中，輿情應對主體需要有“共情”能力，在堅持依法處置的同時，敏銳捕捉具體議題背后透射的世道人心，平緩釋放洶涌的網絡情緒，真誠呼應樸素的公共情感，在回應民眾期盼的過程中實現立場與情感的同頻共振，進而有效引導輿情，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與此同時，輿情一定程度上存在情感表達和情緒泛化的矛盾，注重“共情”釋放溫度，并不代表要丟失輿情回應的基本立場，需把握好分寸，實現立場與情感的同頻共振。
8.羊群效應
羊群行為也可以稱為群體心理、社會壓力、傳染等，最早是股票投資中的一個術語，主要是指投資者在交易過程中存在學習與模仿現象，“有樣學樣”，盲目效仿別人，從而導致他們在某段時期內買賣相同的股票。在一群羊前面橫放一根木棍，第一只羊跳了過去，第二、第三只也會跟著跳過去；這時，把那根棍子撤走，后面的羊走到這里，仍然像前面的羊一樣， 向上跳一下，盡管攔路的棍子已經不在了。這就是所謂的“羊群效應”，也稱“從眾心理”。
法國科學家讓約翰·法伯曾經做過一個松毛蟲實驗。他把若干松毛蟲放在一只花盆的邊緣，使其首尾相接成一圈，在花盆的不遠處，又撒了一些松毛蟲喜歡吃的松葉，松毛蟲開始一個跟一個繞著花盆一圈又一圈地走。 這一走就是七天七夜，饑餓勞累的松毛蟲盡數死去。而可悲的是，只要其中任何一只稍微改變路線就能吃到嘴邊的松葉。
社會心理學家研究發現，影響從眾的最重要的因素是持某種意見的人數多少，而不是這個意見本身。人多本身就有說服力，很少有人會在眾口一詞的情況下還堅持自己的不同意見。“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出頭的椽子先爛”這些教條緊緊束縛了人們的行動。傳媒經常充當羊群效應的煽動者，一條傳聞經過報紙刊發就會成為公認的事實， 一個觀點借助電視就能變成民意。
9.廣場效應
社會心理學家認為，在人群聚集的公開場合，人們常常表現出與日常生活大相徑庭甚至完全相反的言行，這種無意識統治下的群體心理問題，被稱為“廣場效應”。
法國群體心理學家勒龐在《烏合之眾》一書中總結了群體的心理特征：沖動、易變和急躁，易受暗示和輕信，群體情緒容易夸張并且單純。群體的道德可能比個人高尚，也可能比個人低劣，事實證明多數情況下群體的道德比個人要低。
在網絡空間，人們傾向于隱匿身份來展現自己更為真實的一面。現實生活中，由于社會規范和社會期望值而被掩飾或被壓抑的部分，得到一種自我重塑和補償。人們把內心最真實最隱秘最原始的部分暴露無遺，這種偽裝下的表白，在得到宣泄的同時，也使人性中受到壓抑的一些丑惡的本質得到釋放。在“法不責眾”的網絡社會規則下，人們更傾向于較低成本的冒險，對公共事件的意見表達易受“圈子文化”的暗示，許多人還把網絡當成不良情緒的發泄場所，把因個人際遇而形成的對社會的不滿情緒通過網絡肆意發泄。比如仇富、對抗心態，不能自控的憤怒、狂熱，對事物的消極心理，態度惡劣的謾罵、人身攻擊等等，都是公眾情緒化的表現，這都將直接影響到網絡輿論環境。
10.易得性直覺
易得性直覺指的是人們常常依據某類事情是否容易被想起來以判斷該類事情發生的概率。也就是說，人們總是喜歡偏向于自己熟悉或者容易提取的信息來對某事進行決策。在正常情況下，這一直覺是有效的，因為普通的事件當然要比不尋常的事件更容易被記起或者想象出來。但在某些情況下，直覺也可能會失效并導致系統性的偏差。
易得性直覺可以簡化人們的決策過程，但是在擬態環境下形成的易得性直覺，不可避免地將產生系統性的偏差。受曝光效應、近因效應、生動效應甚至強烈情緒的影響，最容易被提取的事情，并不一定是發生最多的事情。甚至，僅僅是由于人們事先對于一件事情的想象，就可能造成易得性直覺，使得人們的估計偏離正常的值。是什么讓某些事件更為“易得”？
首先是媒體的報道傾向。由于媒體的關注偏向，人們更容易回憶起報紙或網站的頭條新聞。媒體的報道傾向，一方面通過新聞事實的選擇、提煉來體現，另一方面通過刊播位置、時段、標題設置，以及各種視覺設計手段來強化。
在一些熱點輿情事件的導向性傳播中，傳統媒體的報道和新聞標題力求準確反映事實，但網絡媒體轉發時會刻意在一級頁面重做標題，突出、放大一些局部性的更具刺激性的問題。網絡編輯為抓眼球，充分利用了各種影響受眾易得性直覺的手段，實際上扮演著網絡輿情推手的角色。由于網民閱讀新聞報道大多是在網絡平臺上進行，受一級頁面上的標題吸引而開始閱讀，大多數人不會在意新聞報道詳情頁面(下一級頁面)上的傳統媒體報道的原標題。一些惡性輿情事件在人們腦海中形成的刻板印象，大多與網站上極盡渲染的標題和位置相關聯。
其次，很多因素都影響著易得性直覺。剛剛發生的事情更容易被提取；更多的情緒卷入會使記憶更加深刻(閃光燈效應)；更近的距離、更加生動的呈現方式，都會使得一類事件更容易被記起或是想象出來。這些都成為媒體策劃選題、采寫、刊播三大環節所要考慮的因素。也就是說，這些影響因素，最終都會在媒體報道的內容、標題和時空位置上體現出來。
來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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