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高校輿情基本態勢與大數據畫像
高校輿情事件近年來爆發式增長。據大數據統計,2020年涉高校全國重大輿情同比增加33%,較2018年增幅達到133%。

從輿情類型分布來看,2020年學生安全、校園管理話題走熱,相關事件占比最高,均為18%,如學生墜樓、研究生校內身亡、試點“男女混住”引爭議等。學術不端類輿情占比為15%,抄襲、剽竊問題最受矚目,學術不端商業化趨勢引發擔憂。違紀違法類輿情占比為10%,其中涉及高校教師貪污腐敗、學生違法犯罪等事件被媒體廣泛報道。

2021年高校輿情風險清單
基于2020年高校輿情的新動向、以及處置過程出現的工作難點、痛點,主要總結出7點2021年高校輿情會面臨的風險,需要相關管理部門重視:
一、網絡輿情“高壓鍋”“后疫情”時代高校仍將多面承壓
疫情的爆發,在多個方面為高校治校辦學帶來挑戰和壓力,客觀上增加了推動輿情生發的矛盾因素。其中,校園管理的僵硬失調在疫情期間凸顯。在教育部“非必要不出校”的基本原則指導下,部分高校施行“相對封閉式管理”。具體執行過程中,“一刀切”“形式化”弊病突出,忽略學生找實習單位、找工作、看病等日常必要需求,后勤保障服務也不盡人意,甚至出現物價上漲、超市賣過期產品等嚴重影響學生日常起居的問題。為順應疫情防控形勢,直播等新型授課方式的流行也為高校輿情的產生“加上翅膀”,如教師的不當言行在網課間隙被全程直播,迅速發酵。另外,個別高校在科研攻關成果發布方面嚴謹性缺失、不同高校在疫情管控中政策松緊程度不同,導致高校輿情波瀾起伏。
二、“網絡治校”哪家強高校輿情外溢風險持續加碼
近年來,網絡社交平臺、尤其是問答類平臺成為高校網絡輿情傳播中不可忽視的載體,據統計,2020年,問答類平臺已經成為高校輿情最主要的源頭。學生的批評和訴求,被送上平臺熱搜,再通過微博、豆瓣等社交媒體接力傳播,往往能夠得校方重視甚至滿足,這種倒逼學校解決問題的現象也被調侃為“網絡治校”。特別是在2020年疫情期間,部分大學生不滿學校的管理方式不透明不合理,防疫舉措失當,紛紛在個別問答平臺上發帖要求校方解決問題引發關注。
有觀點認為,“網絡治校”是輿論治校的典型現象,原本該在校園內討論的議題,卻被頻繁遷移到校園以外的公共平臺進行討論,校園議題向社會議題的轉變速度加快,致使高校在輿情回應中將面臨更復雜、更多元的訴求。
三、“內卷”讓人心好累高校學生心理亞健康風波引發強共情
一些高校學生自殺現象引發社會輿論關注。網民一方面報以極大程度上的痛惜和緬懷,更反復推動社會對“研究生心理壓力”“導學關系異化”問題的冷思考。社會呼吁重視在校生尤其是碩博研究生的“亞健康”心理狀態,也希望從根本上厘清“導師”與“學生”間權力義務關系,從具體處理流程和機制上明晰解決“導學糾紛”的渠道和方法。
四、痛斥“兩面人”不當言論成為跨境輿情導火索
輿情出現跨境傳播也是2020年高校輿情的一大特點。一些學生在境內外社交媒體平臺發表不當言論引發網民強烈反感,如多個高校出現學生發表不當言論事件等,引發輿論圍觀。媒體表示,境外平臺并非法外之地,言論自由更不是辱罵自由,言論自由必須在憲法、法律等框架內行使,同時還需要尊重他人的名譽、隱私、民族風俗習慣等。值得注意的是,公費留學生身份在多起事件中成為高敏群體,有自媒體認為,“端起碗來就吃肉,放下筷子就罵娘”的行為,令部分網民難以接受和容忍。
五、社會文化思潮激蕩新變化及趨勢把握難度大
社會轉型期間社會矛盾加劇、新媒體技術變革性力量加強、不同社會思潮加速更迭,以及黑天鵝事件沖擊等諸多宏觀因素,對高校網絡輿情工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要求。再加上大學生群體活躍、敏感、好奇心重,樂于接納新事物并表達不同觀點;高校教師群體思辨能力強,在垂直領域內擁有一定威信和影響力,令高校輿情更容易“被看見”。但反觀疫情爆發以來的高校輿情態勢,面對不斷突發的新情況、新問題和新矛盾,如女性安全話題疊加師德師風問題、疫情管控下的校園安全保障等,多數高校在把握變化、做出相應調整,出臺行之有效的解決方案方面還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六、牽涉主體廣泛復雜“堵”大于“疏”缺乏溝通機制
高校面對學生意見“堵”大于“疏”已是深受詬病的“老問題”。正如媒體評論“網絡治校”所言,部分高校內部意見反饋系統、反饋渠道可能出現堵塞。多起輿情事件中,學生自述“被威脅”“被道歉”,反映出部分學校不重視學生利益相關問題,缺乏上下溝通機制,不主動搭建學生申訴問題的渠道,堅決“解決問題”的意識和能力差,有觀點稱之為學校行政體制官僚化、形式化的“并發癥”。而高校日常運轉中涉及導學關系、學生間關系、學生和學校管理方關系等,學術不端、師德師風、校園安全問題亦時常交織發生,校內意見反饋渠道的不完善,使矛盾累積是導致輿情爆發的誘因。
七、輿情應對技巧拙劣負面影響修復任重道遠
多起事件背后,高校網絡輿情應對差強人意,一方面,高校在疫情下承受多重壓力,但另一方面,也映射出部分高校輿情風險意識不強、輿情應對能力欠佳以及輿情機制化建設不足的問題。從多起高校輿情的發生規律來看,在事件進入爆發階段前往往存在較長時間的萌芽期,學生起初僅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平臺零散地吐槽自己對相關問題的看法,當矛盾積壓且侵犯其切身利益時,潛輿論才會演化為“輿論聲討”的顯輿論。而部分高校在輿情監測、研判上重視不足,使其錯過長達幾天的黃金處置期,最終釀成重大輿情。而當輿情發酵后,個別高校發聲滯緩、通報重結論輕依據和“自說自話”的問題較大,令其多次回復難以有效回應輿論關切,不僅可能累及信任,甚至會波及招生等工作。
2021年高校輿情工作展望與建議
回顧2020年,高等教育領域呈現輿情高發態勢。防控疫情的艱巨任務下,校園安全事故、學術造假、師德失范、校園腐敗等問題仍然交替發生,增加了高校輿情處置復雜性和難度,特別是一些高校官僚化、行政化積弊較深,不重視學生訴求和建立溝通機制,在輿情爆發后應對處置失當,甚至引發次生風波,有損高校聲譽及形象。
新的一年,一是建議高校更加重視輿情工作,注重輿情人才的培養,提升輿情風險意識,對疫情防控可能催生的新問題做好應對預案,如“同地域高校放假或開學政策不同”“校園延遲放假導致生活困難”“考試安排不合理”等。同時,在遇到重大輿情時,高校應避免“鴕鳥心態”,第一時間發聲、態度鮮明、后續舉措有力并通報完整,并做好政策的協同,助推輿情平穩落地。二是完善拓展高校內部合理反饋訴求的渠道,盤活校長信箱、校內論壇等已有渠道,還可以通過官博或官微發布在線調查、收集私信等多種方式,了解師生員工的共性問題,特別關注與學生群體日常生活、畢業就業切身相關的訴求,妥善解決學生現實合理訴求,及時排查和根除輿情隱患。三是循序漸進地改善在師德師風、教育教學與校園安全等方面長期存在的問題,從源頭減輕高校輿情多發的壓力。
圖文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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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2~2013年百度新聞官員負面報道狀況綜述
近年來,關于官員負面事件的報道被屢屢曝光,各類“貪污”、“包養情婦”、“房xx”等報道屢見報端。樂思網絡輿情監測中心采集2012~2014年3月百度首頁新聞20972篇報道發現,關于官員負面報道的新聞達1270篇。經網絡曝光影響較大官員負面報道主要集中在養情婦、貪巨款、多房產、喝好酒的問題上。特別是2012年第四季以來,官員負面新聞呈“井噴”態勢,2013年官員負面新聞年平均曝光量是2012年的近3倍。從海南到黑龍江,從新疆到北京,整個中國大地上因負面事件曝光下臺、入獄的局長、市長、科長們可謂“前赴后繼”,不計其數。其中,2012年重慶官員不雅視頻事件更是在全國政壇引發地震,引起社會輿論高度關注。
綜合2012~2014年3月百度官員負面新聞報道數據我們不難發現,當前我國處在官員危機事件報道高發、易發期,社會負面影響惡劣的官員負面事件增多,官員形象修復形勢嚴峻,官員形象處于高危狀態。同時,新媒體時代下信息傳播的速度和廣度都發生了變化,官員負面報道防不勝防,官員形象和政府形象的維護都面臨巨大挑戰。
2014年4月7日到4月10日,媒體再次報道三起的官員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引起輿論的廣泛熱議,政府公信力和官員形象再度惡化。在此背景下,樂思網絡輿情監測中心,依托其輿情監測系統對2012—2014年百度首頁官員負面新聞進行了采集分析,以期通過對官員負面報道表現出來的態勢和特點的展示,給各級地方政府部門今后的輿情應對有一個較好的警示和指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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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2~2013年官員負面新聞報道態勢解讀
?分析2012~2013年百度新聞官員負面新聞報道走勢圖可知,從2012年底起,官員負面新聞月報道量出現暴增,年度負面新聞2013年超過2012年3倍。從新聞內容來看,2012年年底,以重慶不雅視頻事件為標志,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開始掀起全國的反腐風暴,在這一背景下,短時間內關于各類官員腐敗問題的報道快速增加,負面新聞出現暴漲;2013年,中央高強度反腐工作持續推進,網絡反腐與制度反腐互補,在政策環境下,2013年官員負面新聞報道量整體保持在高位;2014年,隨著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關于黨風廉政建設不斷強化,打擊官員腐敗問題持續保持高壓狀態,公眾反腐熱情將可能出在高漲,官員負面新聞報道月平均曝光量預計會保持持續增長態勢。
從逐年增長的官員負面新聞報道量可知,當前我國官員形象處于高位狀態。負面報道的不斷增長使得官員形象和輿論口碑不斷惡化,政府公信力也因此備受傷害。于是,網上一旦出現有關官員負面的新聞報道,就會引來極高關注度和曝光度,公眾習慣性吐槽、質疑、問責聲噴涌而出,甚至很多時候的官方回應不僅得不到認可反而造成新的質疑推動輿情危機的二次爆發。因此,官員形象、政府公信力修復任重道遠。
從官員負面新聞報道內容來看,性、房、錢、酒成為誘導官員腐敗的重要原因,并表現出集中高曝光量的特點。2012年11月到2013年1月份,涉及官員性和房的負面報道量之所出現一個暴增期,這與當時重慶不雅視頻事件及鄭州“房妹”事件相關。這一時期,由不雅視頻及“房妹”事件引起了媒體對官員性和房的極大“興趣”,各類同質曝光帖及報道層出不窮。如2013年1月1日,鄭州曝出“房妹”倒賣308套經適房事件后,隨之2個月內濟南“房祖宗”、山西“房媳”、陜西“房姐”、深圳“房爺”等類似事件紛紛“粉墨登場”。這一現象表明,當某一事件曝光后,往往容易吸引輿論對該類事件的持續關注,輿情聚焦表現出多米諾骨牌效應,官員行走在輿情危機的邊緣。
基于輿情聚焦的多米諾骨牌效應,這就要求政府部門和官員領導應時刻保持對輿情危機警惕性。特別是當網上曝出重大突發事件后,應提高對同類話題的警覺度,做好實時監測預警,保證及時有效監測曝光的負面信息,一旦發現問題,快速啟動輿情應對預案,爭取在危機處置黃金期內化解矛盾。
統計負面新聞報道的官員職位數量可知,從2012年~2014年3月,負面新聞中涉及官員的報道出現251次(官員統指職位不高的涉事人員),局長197次,書記149次、市長97次。對比2012年與2013年的數據,各類行政級別官員負面報道數量都呈上漲趨勢,市長和官員級別的負面新聞報道量增量明顯。2012年來,陜西“微笑”局長楊達才、山西副局長“車爺”、包養“雙胞胎姐妹”新疆公安局長、江西永修“跑路”女副局長、河北“紅豆局長”、云南彝良”最牛書記”、重慶“被秒殺”區委書記、東莞“嘿嘿”市長等一批政府部門領導因此“紅”遍網絡。
從圖中數據反映,2013年官員負面新聞報道涉及對象行政級別高,市長、書記、局長報道量超過總量的60%,政府高級別官員負面輿情形式嚴峻。這表明,作為各地方、各政府部門的領導,其受到的輿論關注度必然也會“水漲船高”。人無完人,高關注度下伴隨的必然是高曝光率,高曝光度也就增加了負面輿情的機率。因此,自媒體環境里,身為一方父母官、一府之主,官員領導在做好負面輿情預警監測的同時,更需加強行為言語自律性,提高思想覺悟,面對社會監督,能夠做到“有所為和有所不為”。
從近兩年官員問題的處置結果來看,2012~2013年官員負面事件中,被免和停職占了143件,被免漸成政府應對輿論問責監督,化解危機的常態。據樂思網絡輿情數據庫信息顯示,2013年8月初,有媒體報道山西襄汾潰壩、三鹿奶粉、宜黃自焚、上海靜安大火、山西縣委書記女兒吃空餉等事件中問責免職官員復出引起輿論強烈反響和吐槽,免職被指成帶薪休假,是危機公關手段。2012年9月的“表哥事件”也曾因陜西紀委的免職處理和進步調查回應遭到新華社批評,引發新一波輿情高潮,最終促成交司法審判結果。
當前,官員曝出問題事件,網絡輿論迅速聚焦,事件影響不斷擴大,問責呼聲高漲成為官員負面輿情發酵的一般規律。對待官員問題事件,公眾表現出零容忍,從嚴處罰成公眾輿論問責的基本要求。然而在事件處置中,一些地方政府對問題官員采取通報、留職查看等等“從輕處理”做法往往容易激起公眾的不滿,甚至引發輿情危機的二次爆發。因此,在處理官員問題事件時,政府部門應當實事求是,該怎么處罰就怎么處罰,切勿因存在包庇嫌疑而使危機一發不可收拾。
?分析不同性質官員負面事件分布狀況我們不難發現,廣東、河南、云南、湖南、重慶、山西、湖北、四川、浙江等省份成為官員負面輿情爆發重災區,且表現出一定的區域性特征:身處高壓力、高房價的廣東,易“培養”房爺、墳爺;河南和山西,盛產“房妹”、“房媳”;湖北和湖南兩湖,屢發“火箭提拔”事件;重慶和云南,屢曝性丑聞、貪污賄賂……
從官員負面新聞的報道來源看,2012~2013年官員負面新聞報道主要集中在人民網、中新網、新華網、網易等權威媒體和核心門戶網站,占來源總量的60%,權威媒體和核心門戶在推動官員負面輿情發酵方面影響力突出。事實上,綜合眾多負面輿情案例我們發現,無論負面信息最初是由什么平臺曝光,把輿情危機推向高潮總是因為權威媒體和核心門戶網的積極參與。
2013年3月,一篇舉報“廣東‘墳爺’違規經營公益性公墓斂財數億元”的網帖在南農網引發關注,吸引了眾多網友的眼球。然而“墳爺”最終紅遍全國的是在7月24日,家屬發表媒體聲明,CCTV、新華社、南方都市報、廣州日報、新快報等眾多權威媒體參與調查報道,“墳爺”由此走到全國公眾眼前,“躥紅”網絡。
因為自身強大社會公信力和輿論號召力,權威媒體和核心門戶在公眾心中占據著意見領袖的地位,對社會輿論和網絡輿情走向有強大的引導力。因此在官員輿情負面形象修復過程中,要重視與媒體的交流溝通,注意與媒體建立長效合作關系。當遭遇負面報道時,借助合作媒體及時、準確發布權威信息,發揮媒體的宣傳功能和意見領袖地位,合理引導輿論,修復負面形象。
三、2014年官員負面輿情危機依舊 形象維護兩手都要硬
在當前四風建設和自媒體欣欣向榮的大環境下,綜合2012年來百度官員負面新聞報道走勢圖,我們可以大膽預測:2014年,我國官員負面輿情危機依舊,負面報道或將仍然保持在高位狀態,官員形象維護形式或將更加嚴峻,高發、易發的官員負面輿情對政府公信力負面影響加大。因此,2014年官員形象維護需要做到兩手都要硬。
一方面緊抓體制建設和官員思想建設。要加強官員的作風建設,提高官員的思想覺悟,規范官員行為言語,完善官員監督考察機制。官員應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嚴格遵守黨章,不斷提高政治覺悟,堅決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言行一致;堅持“信念堅定、為民服務、勤政務實、敢于擔當、清正廉潔”的好干部標準,不斷完善選人用人機制,不違規插手干部的選拔任用,不憑關系用人,不封官許愿,營造風清氣正的選人用人環境;嚴格執行領導干部廉潔從政若干準則,不違反規定干預和插手市場經濟活動,不收受禮金、有價證券、商業預付卡、會員卡和貴重物品,不利用手中權力為自己、家人、親屬、身邊工作人員謀取私利,始終保持清廉本色。
另一方面時刻保持危機意識,不斷提升輿情危機預防、應對和處置能力。建立健全輿情危機公關管理培訓機制,切實提高干部網絡輿情形勢研判能力、網絡公關能力、網絡危機化解能力。培訓領導干部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樹立正確的輿情應對認知;依托如樂思網絡輿情監測系統這樣的自動化輿情監測工具,建立健全網絡輿情監控機制,提升負面輿情的預警與監測能力。爭取能在負面信息曝光第一時間發現預警,從而把危機公關控制在輿情處置的黃金期;建立健全網絡輿論危機管理應急機制,制定輿情應對、引導、反饋預案,面對網絡輿論危機要主動有所作為,掌握輿論主動權,最終妥善化解網絡輿論危機;建立健全網絡輿論引導機制,充分利用媒體和意見領袖在輿論引導中的影響力和號召力,正確疏導負面輿論,引導社會輿論向健康理性方向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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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數據來源:樂思網絡輿情監測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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