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社會化媒體;公共性;網絡輿情

“公共領域”是德國學者尤爾根·哈貝馬斯在《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中提出并論述的一個政治學概念。其所考察的公共領域概念側重于對話性的特征，也就是說，它是以在一個公開、共享的空間中集聚在一起、作為平等的參與者面對面相互對話的個體為基礎的。社會化媒體的公共領域是指傳媒所形成的一個公共話語空間，這個話語空間構成了大眾新聞傳播的一個獨特內容，體現著一個國家媒介文化的特征與傳播風貌。我國正處于經濟、文化、社會快速發展的過渡時期，突發公共事件頻發并呈現密集化趨勢。在社會化媒體快速發展的背景下，突發公共事件相關信息傳播尤為快速，繼而形成網絡輿情，影響公眾心態，甚至可能嚴重影響到社會的和諧穩定。以微博為代表的社會化媒體突出的特征是公共性，即社會化媒體中的話語對象、參與主體和參與方式都具有公共屬性和自由交流的特征。社會化媒體作為告知公眾信息以及提供意見交流的平臺，公眾越來越重視其公共性的實現。

社會化媒體公共性的表現模式

社會化媒體的力量來自鏈接，即關系，有了鏈接，用戶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由與他人交流、了解別人的所思所想、分享自己的所見所聞、把信息集中在一起。這些鏈接將受眾構建成了巨大的社會網絡，處于社會化媒體中的傳播層級雖經解構但并未完全消解，因此，傳播層級也不再有明顯的量化定義，傳播節點也不再有明顯的序化定義，而是泛化、泛定義和一定程度上的逆序化的。具體而言，社會化媒體公共性的表現模式主要有以下幾種：

社會化媒體中信息傳播渠道多元而共生。隨著數字信息技術的日益提高，社會化媒體提供給大眾發表意見的渠道呈現多元化趨勢，諸如微博、貼吧、博客、播客等日漸彰顯其強大的傳播力量，合力共生的新型模式將會更適合網絡輿論傳播的需要，尤其需要指出的是，3G技術的應用，使手機終端的信息傳播功能大增，這一極具便利性的新媒體形態加劇了危機處理的難度，也提供了新的管理思路和途徑。網絡信息具有海量容納性、傳播迅速性、互動性和表達方式的多元性，因此網民在網絡上接收到與自身具有較高關聯性的信息時，常常迅速地把個體的態度通過各種表達方式“即時”地訴求出來，而當這些離散型的看法、意見等形成了大多數人比較一致的態度后，就形成了輿論，從而也就實現了輿情向輿論的轉化。顯然，這種在網絡信息傳播條件下的“即時互動”方式，使輿情向輿論轉變的“時間距離”大大縮短了。新媒體相對于傳統媒體缺失把關人，但是網絡主流媒體同樣可以培養大量的輿論領袖，將權威的、有代表性的言論置于網站的突出位置，以此來引起網民的注意，從而引導主流言論，孤立非主流言論。在一些敏感問題等方面培養大量的意見領袖，進行正確地宣傳引導，有利于社會的穩定。

社會化媒體中參與者引入黨政領導人、基層干部，從而帶動網絡新政。2009年2月28日下午溫總理“觸網”與網友在線交流，從此以后，從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都積極回應網民關心的民生問題，加快網絡輿情的應對速度，現實表明官員問責的力度也在加大，網絡輿情的走向將影響甚至決定現實問題的發展方向。例如“開胸驗肺”事件在經歷重重波折后，終于“修成正果”——衛生部發布新版《塵肺病診斷標準》，而事件的主人公張海超也被中國煤礦工人北戴河療養院聘為“職業衛生安全聯絡員”。截至2011年3月20日，全國范圍共有實名認證的政務微博1708個，政府官員微博720個。[1]但是這個數字對于中國來說還是需要繼續發展的，政府部門必須重視微博這一重要平臺，深入了解微博的機制和傳播規律，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和十七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促進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潔政府建設，提高依法行政和政務服務水平，加強政務公開公正，保障公民合法知情權，促進政府自身建設和管理創新。

社會化媒體公共性偏離的表現及探析

社會化媒體公共性偏離的表現：借助于現代技術，社會化媒體中的信息傳播所覆蓋的領域已觸及以前不能想象的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網絡傳播的內容是為絕大多數并不擁有共享物質空間的接受者生產的，在原則上是任何擁有網絡的人都可以獲取的，由此決定了社會化媒體傳播生產“公共空間”和“公共性”的強大能力。正因為此，一方面，規范化、機構化的政治權力或經濟力量有可能利用大眾傳播的力量，出于自己的利益與立場實施對于社會化媒體傳播的控制，其結果就是公共生活領域喪失了真正意義上的公共性;另一方面，某些發生在政治領域的私密事件或發生在私人領域并具有隱秘性的事件經過社會化媒體的記錄、報道與傳播而獲得了公共性，這類事件中則含有“傳媒化的公共性”成分，這種情況下，受眾不需要通過個體直接參與、觀察的途徑就可以通過傳媒的報道而參與這種公共性，諸如此類的消費主義時代的媒體病既是對私人領域的侵占，也是對公共領域的毒化。

網絡媒介公共性偏離的原因探析：

社會化媒體——“經濟人”屬性對價值取向的制約。我國的社會化媒體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官方網站、非官方網站。總體而言，社會化媒體具有“經濟人”的屬性。對于非官方網站，傳媒作為社會有機組織中的“經濟人”，必然形成對市場的強依賴，在一定情況下，傳媒利益與公共利益會處于一種沖突狀態。

對于官方網站，從業人員的本質也是有限理性的經濟人，即人類的行為總是伴有一定程度上的目的性，這種目的性具有一定的限度，因此，現實生活中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與非理性之間的有限理性狀態。因為在不確定的環境下，個體在面對外部環境時無法確切地認知和預測未來，繼而就無法按照完全理性的方式應對變化，只能依靠既成的某一邏輯程序(個體的邏輯、選擇行為和個體自身的個性、智力和教育等個體特征有著相當密切的關系)來減少不確定性，以達到某種程度的最優與對自身傷害的最小化。

因此，不同的社會化媒體對信息的選擇都有一定的標準，選擇即是一種導向。一味強調超越媒介“經濟人”的內在屬性而去構建一種純粹的“公共性”是一種幻影。

受眾——“看客”心理對公共領域輿論質量的制約。“本來意義上的公共性是一種民主原則，這倒不是因為有了公共性，每個人一般都能有平等的機會表達其個人傾向、愿望和信念，即意見;而是只有當這些個人意見通過公眾批判而變成公眾輿論(opinion?publique)時，公共性才能實現。”[2]只有確保并且實現個人批判性意見的自由表達才是實現公共性的必要條件。網民力量的存在，說明存在社會力量影響政策議程的空間。但這一狀況并不表現為完全享有自治權的社會組織與完全自由的民意表達，而是由社會民眾通過網絡構建一些承載了社會表達和公共論辯的議題，進而表達自己的聲音并影響國家的政策議程。

結合我國網民的現狀，可以說網絡熱點事件中最不缺的是看客。“網絡圍觀”即看客心理主要是簡單的觀望，以求在跟帖中發泄自己的情感或是通過“參與”這一形式證明自己的“主流化”，或是以幽默、戲謔的表達方式發表自己的看法，提出有價值的批評和評論。前者的看客模式較為膚淺，諸如“艷照門事件”中瘋狂下載不雅艷照的看客的關注點并非是對一些社會現象的鞭撻，而更多的是滿足自己的私欲，未能形成有質量的輿論;后者的看客模式對于輿論的作用值得深入推敲，諸如“李剛事件”中，貓撲網最先發起了名為“‘我爸是李剛’造句大賽”的活動，參與者迅速過萬，“造句行動”看似戲謔搞笑的背后，其實是網民們自發形成的對權力階層的一種聲討。

社會化媒體公共性構建的展望

在我國，隨著經濟轉型與消費社會的發展以及社會化媒體的繁榮，大眾開始有了通過網絡參與公共事務的可能。基于這樣的趨勢，本文通過構建程序正義框架、多媒體融合制衡框架來展望社會化媒體公共性的構建。

信息公開、程序正義框架。2011年8月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政務公開加強政務服務的意見》，提出要抓好重大突發事件和群眾關注熱點問題的公開，客觀公布事件進展、政府舉措、公眾防范措施和調查處理結果，及時回應社會關切，正確引導社會輿論。經歷了非典、汶川地震等事件的磨煉，信息公開構成了中國發展進程中一股新興而蓬勃的推動力。但是，鑒于基層政府信息公開的專門主管機構的缺失，致使信息發布協調機制沒有建立，主動公開的監督機制沒有激活，責任追究制度形同虛設，這些實際上使信息公開工作無法落實。缺乏有效監督、評估和責任，信息公開打折扣恐怕難以避免，縱觀2010年～2011年微博大事件，微博已經成為網絡輿論乃至社會輿論的重要陣地，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微博作為社會化媒體的主力軍，從多方面對于傳統社會輿論構成了顛覆性的印象，成為新的“社會輿論場”。微博傳播中政府信息和社會輿論的影響和作用不斷凸顯，針對此類情況，應大力推動基層政府的信息公開機制設立，以保證信息資源的平等分配，從而確保公民對政治、社會、文化的批判力量。

多媒體融合制衡框架。一方面，社會化媒體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成為社會動員的新力量，社會化媒體的開放性和隱蔽性以及快速傳播的優勢給新興動員主體提供了行動的機會和場域。另一方面，我國社會所有階層、團體、組織和個人均可參與社會化媒體中的信息傳播。社會階層的細分使傳統的一呼百應的動員變得十分困難，而現在，各種組織或個人都能以低成本結成數量龐大、規模可觀的網上群體，因此，社會化媒體大大提升了把握輿情的能力，實現了傳受角色的顛覆性互動。溫州“7·23”動車事故之后微博彰顯了輿論場效應的強大，相比之下，傳統媒體如廣播、電視、報紙應對突發事件時引導輿論的能力亟待提升。社會化媒體改變了廣電媒介傳播規則，繼而使深度報道被碎片化信息淹沒，從某種意義上說，內容不再為王，而是渠道為王。當受眾接觸并采納社會化媒體的傳播方式之后，由于自媒體專業水平有限、信源紛繁、信息碎片化，要通過新媒體深入了解事實，對受眾的鑒別力是大考驗。因此，進行多媒體融合，相互制衡，使廣播電視媒體以傳統的主流媒體身份介入突發公共事件輿論領域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結?語

我們生活在一個高度媒介化的透明社會，公眾的知情權和參與意識空前提高。我國的社會化媒體在某種程度上踐行著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構想，長期以來，中國的傳媒人一直力圖在傳媒的公共性上有所突破。對于社會化媒體的發展來說，公共性的提出和構建不必也不可能武斷取消或淹沒商業社會的價值測度，它只是意味著給出另一種媒介發展維度，指明另一層可能的發展空間。(作者為河南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2009級新聞學碩士生?本文為2011年度河南省政府決策研究課題“提升河南省輿情應對能力以助推中原經濟區發展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張志安，賈佳.中國政務微博研究報告[J]，新聞記者，2011(6).
[2]哈貝馬斯.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M].學林出版社，1990：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