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針對機構調整以來,我國電子政務出現的新態勢。學者就如何繼續調整、推進電子政務,以汪向東和周漢華為代表,分別提出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種不同思路。
我贊同這樣的判斷:“重要機構的缺位是我國電子政務領導體制的大問題”,癥結在“動力不足,阻力不小,體現在習慣、制度、利益方面”,為了解決問題“我們非常需要一個頂層、專管、超脫、強力的領導和協調機構”。將下一步電子政務的主要推動力“歸納為政府推動、市場推動、法治推動、社會推動、競爭推動等5個方面”的看法,從基本面而不是實際操作角度理解,也有一定的道理。
現實是,我國對于公共產品生產方式(這里指執政方式)的現代化定位,各利益相關主體尚沒有形成一致共識,還處在磨合之中。其結果必然是電子政務將在長期矛盾和各方博弈中緩慢漸進。
當代中國的公共產品生產方式,從“政治—行政”二分的視角看,正處在兩大板塊的擠壓碰撞之中。中國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提出的“雙棱柱”框架,可用來把握這種宏觀態勢。中國實際存在兩個“雙棱柱”:第一個“雙棱柱”,表現為“委托—代理”不分的農業生產方式,與“委托—代理”分離的傳統工業化方式混合形成的“雙棱柱”,與發達國家大約存在兩代的現代化代差;與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存在大約一代的現代化代差。第二個“雙棱柱”,表現為“委托—代理”分離的傳統工業生產方式,與“委托—代理”融合的信息化生產方式混合形成的“雙棱柱”,與發達國家僅存在一代的現代化代差。一次代差,在量上相當于一次“顏色革命”的壓力。
電子政務的動力分析,實質是其相關主體的利益分析。說中國電子政務將被何種動力推向何種方向,實際就是在分析各個主體的變革意愿和能力。
市場力量能不能成為電子政務的主要動力呢?
這涉及三個問題,第一,市場主體的政務主體地位。老百姓是不是政務主體?從歷史經驗看,老百姓在“政治—行政”格局中,往往作用于前者多,作用于后者少。如果政務不能滿足老百姓需求(例如對“稅費-服務”之比不滿),由于中介發育滯后,老百姓往往不是訴諸于行政改革,而是訴諸所謂“群體事件”,越過代理人,向更高的委托人來進行利益表達。從這個意義上說,市場很難成為電子政務現實的行政改革的主要動力。第二,私人產品與公共產品生產方式的協調。從發達國家趨勢看,二者界限將越來越模糊,最終使電子商務與電子政務融為一體。這一過程會推動第一重“雙棱柱”,向第二重“雙棱柱”轉型。在這一過程中,面向需求(這里特指面向最終需求、委托人的需求),可以使市場發揮積極作用,至少是向政府顯示公共資源合理配置的信號和方向。所以市場對于電子政務轉型又是十分重要的。第三,公民與顧客不同是市場作用的根本局限。弗雷德里克森指斥政府流程再造“將公民貶低為顧客”,這是市場對于電子政務發揮作用的根本局限性所在。
文章作者:姜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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