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斷言: 影響21世紀人類社會進程最深刻的兩件事情，第一是以美國為首的新技術革命，第二是中國的城市化。

　　城市化是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必然選擇，激烈的城市化進程在托起中國經濟騰飛的輝煌成果時，也釀成了難以下咽的苦果: 人口激增、房價飛漲、環境惡化……中國城市原有的社會結構和經濟形態正經歷著嚴峻的考驗。

　　中國的數字城市正是誕生在這樣激烈劇變的城市化進程中。

　　“數字城市”正在成為時髦名詞，被列入各省市的“十五”規劃美好藍圖，“數字化”好像真的要來臨了。

　　然而，只過去短短5年，“數字城市”就從眾多省市的“十一五”規劃中急速隱退。

　　“數字城市”為什么會經歷這樣的大起大落？“數字城市”是真的消失了，還是早就已經悄悄地走進百姓身邊？

　　中國式難題

　　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兩倍數，城市集聚經濟的速度以乘數效應放大。中國的城市化目標是，到2050年之前，使城市化率從2006年的43.9%提高到70%左右，這就意味著，城市化率平均每年增加近一個百分點，每年約有1200萬人從鄉村轉移到城市。

　　然而，我們不能忽視的是，走過城市化歷程，英國用了120年，美國用了80年，而從改革開放算起，中國僅僅走過了30年。

　　人口激增所引發的大量邊緣化人群、生活密集所帶來的難以承受的房價、日益惡化的環境……在城市化爆發式發展的今天，由其引發的“城市病”正在威脅著人們的生活。由城鄉二元分割戶籍制度構成的傳統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也在城市化的滾滾洪流中，經歷著巨浪的摔打。

　　加速完成城市化，又要在激烈的變革中經受住社會結構、體制變化的種種考驗，這就是中國的城市化難題，是世界其他國家都不曾遇到的困境。

　　中國的城市信息化就誕生在這樣的緊要關口，并被賦予了這樣的責任: 在中國城市化尚未完成的情況下，迎接城市變革的挑戰，信息化與城市化齊頭并舉。

　　就在中國面臨雙重挑戰時，涵蓋城市信息化所有內容的“數字城市”開始在全球興起。1998年1月31日，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在加里福尼亞科學中心所做的“數字地球—認識21世紀我們這顆星球”的演講中提出了“數字地球”的新概念。以地理空間信息為主要支撐的“數字地球”勾畫出人類數字生活的美好愿景，并由此引發了世界關于“數字城市”的探討。

　　十年過去了，發達國家已經走過了以信息基礎設施建設為中心的起步期，進入到以電子政務、電子商務和社區信息化建設為中心的全面發展期。電子政務、電子商務和社區信息化成為數字城市的三大“引擎”，推動經濟社會的全面信息化。

　　數字城市的熱潮也波及到中國，那么，舶來的“數字城市”究竟適不適合中國？

　　中國的城市信息化承載著城市機制和管理方式變革的重任，而西方國家基于“后城市化”時代背景提出的“數字城市”則像空中樓閣一樣遙不可及。中國的“數字城市”面臨著中國式難題。

　　“理想國”困局

　　翻開陜西省咸陽市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信息化“十五”規劃》，“全面建設‘數字咸陽’，加速國民經濟和社會信息化進程”被清晰地寫進“總體思路中。”

　　“數字咸陽”的目標是什么？從電子政務家庭100%到企業信息化，“數字城市”無所不包。然而，對于一個信息化剛剛起步的城市來說，這樣大而全的“數字城市”能夠一步到位解決所有問題嗎？

　　不只是咸陽這樣一個西部地區的地級市，在東北、華中、華南，幾乎所有的省市，從直轄市到省會城市、地級市，“建設數字城市”都成了“十五”規劃 中最耀眼的部分。

　　然而，幾年后，當本報記者啟動數字城市特別報道，向全國各地采訪數字城市的優秀案例時，幾乎所有的工作人員都要先問一句: “數字城市是什么？”

　　“數字城市更像是一個口號，而不是科學名詞。” 北京大學遙感與地理信息系統研究所副所長方裕說。即使是身兼北京大學數字中國研究院副院長，方裕也無法準確地給出數字城市的定義，他所在的研究院主要專注空間地理信息的研究。

　　早在2000年前，建設部信息中心副主任郝力就曾專門做過數字城市的研究，并參與制定整體框架。早期的數字城市框架主要由基礎層、管理層、應用層三部分構成。城市信息基礎設施和城市空間數據基礎設施構成了統一平臺，在此基礎上的管理層是對空間信息實施有效管理，而應用層則延伸出針對不同領域的眾多應用，涉及政府、行業、企業及公眾類應用。

　　同新加坡、日本等數字城市發展成熟的國家相比較，我國的數字城市框架有許多相似處，都注重統一管理、統一規劃，強化數字城市的頂層設計，資源共享貫穿始終。這些曾經是其他國家成功的經驗能不能適用于中國呢？

　　“我國的數字城市發展并沒有按照我們當初設計的理想模式去走。”郝力說。

　　為什么與國際如此接軌的數字城市理論會漸行漸遠呢？

　　首先，中國城市化的發展決定了城市信息化不宜從頂層設計入手。

　　日本曾經提出過數字城市的模式和框架，并以其在日本的成功應用而聞名于世，然而，日本在此之前曾經經歷了80多年的城市化蛻變，并在其蛻變中誕生出新的城市管理方式和手段。在完整的城市化后提出數字城市框架，是信息化對城市化的升華。

　　中國僅僅經歷30年的城市化，而且正處于矛盾迭出的多事之秋，信息化不是錦上添花的技術手段，而是城市社會結構、經濟結構變革的催化劑。自下而上的城市化進程決定了信息化必須自下而上，必須從底層出發，從信息化需要最迫切的地方入手。

　　其次，大一統的框架體制不適合中國現階段條塊分割的行政體制。

　　在采訪中，曾有專家講述了這么一個故事: 一個市的地下管網信息系統承包給當地電信去做，電信需要完整的數字地圖做基礎圖層，于是找到當地的測繪部門。測繪部門一開口就要價240萬元，少一分錢也不給，電信財大氣粗，一氣之下花了近300萬元聘請最先進的技術公司做了一個比測繪部門還要完整的城市基礎地圖。

　　這樣的故事還存在于很多地方的城市信息化建設中，在條塊分割的行政體制下，各部門大都抱著“小而全”的思想，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而數字城市的整體框架是從大一統入手，強調在統一的基礎平臺上實現各部門的應用，條條林立的行政體制下始終是“大一統”設計難以逾越的深溝。

　　中國的城市化決定了數字城市的框架只能是美好的理想，無法在現實落地。經過“十五”的反思，很多城市開始弱化“數字城市”的概念，從單點應用腳踏實地地做起。

　　破解困局

　　郝力認為，雖然中國的數字城市沒有按照預先設計的“大而全”的框架去發展，卻在兩個方面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為數字城市提供了“亮點先行”的可能。一是城市信息基礎設施，隨著信息產業部寬帶、光纖網絡的逐級深入，遍布全國各地的網絡為城市信息化提供了“高速公路”; 二是城市空間數據基礎設施建設。隨著“數字地球”概念的提出，以全球衛星定位系統、遙感、地理信息系統和計算機網絡為主體的數字化測繪技術已經取代了傳統測繪技術。

　　城市管理是城市化進程中矛盾最為激化的敏感地帶。按照中國2050年實現70%城市化率的目標，每年將有1200萬人從農村涌向城市。在城市化人口呈現爆發式激增的時候，城市管理就變成了城市最為脆弱環節，城市管理員被刺、小商販被城管人員野蠻毆打，動蕩不安隱藏著更深的社會危機。

　　2005年，北京市東城區提出城市網格化管理新模式，在原有“單軸化”的管理體制基礎上，創建指揮與監督既分離又統一協調的“雙軸化”管理體制，實現了對城市管理流程的再造。2006年，在建設部的推動下，網格管理迅速向全國51個城市（區）推廣，各地在繼承東城區的管理精髓基礎上，又針對自己的實際情況做出了新探索，如杭州向上延伸跨越區形成全市統一平臺，又如上海向下深入完善社區的各項機制。

　　網格化管理從城市化需求最迫切的地方入手，將城市管理與信息技術相結合，應用的集成創新與體制改革的結合必然帶來政府的管理創新。

　　除了信息化向管理體制挑戰，在全國眾多的城市信息化“亮點”中，人們還驚喜地發現，共享意識正慢慢深入。這些“亮點”形散神不散，經過實踐歷練，以公共服務為宗旨的城市信息化應用正在“共享”意識的認同下越來越近地向數字城市的精髓靠攏。

　　北京東城區城市管理監督中心副主任高萍現在還記得，東城區的網格管理落地以后，東城區的統計局局長找到信息辦有關同志，提出想在網格管理的平臺上建立統計局的應用系統。在業界，這樣一個地理信息圖層起碼要幾百萬元，信息辦卻很大方地批準給統計局無償使用。

　　“共享平臺就像是一個大舞臺，你跳現代舞，我跳民族舞，每個部門都要有一個開放的心態。”高萍說。監督中心將地理信息平臺無償開放給統計局后，統計局在此基礎上做了很多系統應用，統計局局長對高萍表態，以后城市管理需要統計局提供什么信息，在職責允許范圍內義不容辭。

　　從東城區放大到北京市，現在，在北京市信息資源管理中心的政務信息資源共享交換平臺上，已經有68個委辦局的信息同時接入共享交換平臺中交互貫通，這個信息交換中樞已經將資源共享演繹到市一級的大平臺。

　　“數字城市”沒有實現政府、企業社會信息系統在統一平臺上百花齊放的設想，卻向城市管理、公共服務衍生。共享——這是數字城市設想的出發點，經過幾年的實踐探索，中國的城市信息化正慢慢向原點回歸。

　　城市信息化正帶著數字城市的“基因”沿著中國城市化的軌跡前行。盡管“亮點”已經呈現出勃勃生機，我們仍舊不能忽視: 正當國家部委和各大中心城市開始腳踏實地地從頭做起時，在某些地市級城市，仍然將華而不實的框架奉為尚方寶劍，似乎冠以“數字城市”就向城市化又貼近一步。

　　“中國的數字城市仍然處于混沌時期，提不提數字城市不是問題，關鍵是在數字城市之下做了哪些實實在在的應用。”方裕說。

　　此外，從城市信息化的長遠發展來看，盡管呈點狀發展的應用已經具備共享意識，卻仍將面臨下一輪的整合。“同信息化一樣，城市信息化也將呈現點、線、面的發展趨勢，由點到線，再由線連成片。”郝力說。

　　那么，如何由線成面？是重新構建一個信息平臺，還是將現有的線進行整合？一是由一個部門承擔整體信息平臺建設，如武漢市規劃局; 二是成立第三方的信息交換平臺，如北京市信息資源管理中心。這兩種做法在實踐的過程中都存在一定的困難，前者面臨行政劃分的障礙，后者面臨如何樹立公信力的挑戰。在這些整合的過程中，如何能夠形成跨部門、跨領域的管理機制，如何能在這樣的機制下規范各部門的具體應用，是擺在眼前的問題。自下而上的城市信息化探索最終仍將面臨頂層設計的挑戰。

　　“否定之否定，再前行，這就是中國特色的數字城市建設。”郝力說。正如中國的城市化在激烈的劇變中不斷接受著考驗一樣，走出了“理想國”的數字城市，也將不斷地接受現實的考問，最終破解城市化的中國式難題。

文章作者：數字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