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今年開始不再新批勞教人員，專家建議轉型為強制隔離戒毒所

　　羊城晚報記者薛江華通訊員劉洪群

　　“廢止勞教制度是法治的勝利，自由的勝利！”正如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征夫所言，《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要求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其目的和意義就在于落實憲法規定的“尊重和保障人權”這個根本的目標。

　　在一眾學者眼里，勞動教養制度的廢止，既有助于推動國家的法治化進程，又有助于嚴格貫徹“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罪刑法定原則，同時還可以提升當代及未來中國的法治文明，會進一步提高中國的人權保障水平。

　　老張便是勞教制度的一個受害者，至今仍在廣東某粵劇院工作的老粵劇演員張平(化名)曾因莫名的原因(在香港買回一副印有裸體女人像的撲克牌娛樂)被送廣東三水農場勞教一年，雖然他試圖忘記這段不堪的回憶，但很多人卻記住了他的這段歷史，他一輩子都甩脫不掉“勞教分子”這頂“帽子”。

　　然而，在“嚴打”期間，很多“老張”都險些步入勞教場所的大門。在現在的律師看來，“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更何況是剝奪人身自由。但在過去特定的歷史時期里，這樣的事情確實發生了。

　　如今，勞教制度存在了56年之后，終于迎來了被廢止的命運。“老張們”的悲劇是否會因此終結？中國龐大的勞教系統何去何從？昨天，羊城晚報記者采訪了廣東幾位勞教系統內的干警，卻發現他們并沒有想象中的焦慮。

　　今年起廣東不再增勞教人員

　　據干警透露，在廣東這個改革開放的前沿之地，吸毒人員數量每年都在激增，光應付這些人員的強制戒毒工作，都已經讓勞教機構忙得焦頭爛額。至于過去傳統意義上的勞教對象，已經成為現代勞教機構收容人群里的一小撮了。

　　記者注意到，2008年6月1日起，《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毒法》開始實施，全國各地的勞教所掀起了加掛“強制隔離戒毒所牌子”之風。時年6月，廣州8家勞教所率先加掛了強制隔離戒毒所牌子。

　　在勞教制度改革上，廣東走得更前。2009年1月，廣東省勞教局加掛“廣東省戒毒管理局”牌子。時任廣東省勞教局局長施紅輝表示，廣東省戒毒管理局的成立是落實《禁毒法》，將勞教戒毒措施改為強制隔離戒毒措施，勞教機構成為強制隔離戒毒和戒毒康復工作職能部門。他的這番講話，已經為廣東勞教場所的“轉型”埋下了伏筆。

　　就在社會各界都在高喊廢止勞教制度的時候，勞教系統內部就已經開始著手改革。而從今年開始，廣東的公安已經不再新批勞教人員了。據悉，廣東一些小的勞教場所已經空無一人，為了節約成本，不少勞教人員被集中送到了大一點的勞教所。

　　勞教干警稱工作量不會減少

　　明年即將退休的老干警張雷哥告訴記者，無論是否廢止勞教制度，他們都得干活。過去，他們管勞教人員，現在，改為管強制戒毒人員，工作量有增沒減。作為一個老勞教干警，他反倒覺得過去管那些“作奸犯科”的勞教人員更輕松，風險更小——因為相比較而言，吸毒人員很多患有艾滋病，身體素質差，這些都無形增加了他們的工作壓力。據悉，隨著制度的完善，過去被直接拒收的這類吸毒人員，現在戒毒所都必須接收，這給張雷哥們帶來了巨大的從業風險。

　　在過去的許多年里，因為勞教場所工作環境差，待遇低，勞教系統一直流行著“獻了青春獻子孫”這樣的傳統。在廣東省第一強制戒毒所工作的干警黃永豐就是一個“勞教世家”，他的父親就是一個老勞教干警，他無奈之下接過父親的衣缽。他回憶，勞教系統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去招了一些大學生回來，一個禮拜人都跑光了。而現在，勞教干警加入了公務員系列，不少大學生為了考進來必須參加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公務員考試，黃永豐自嘲，現在想獻子孫都沒門路。

　　已經退休多年的廣東省勞教局原局長李榮文告訴記者，廢止勞教制度對廣東的影響并不大，是因為廣東有大量的強制戒毒人員，勞教場所可以轉型為強制隔離戒毒所，并依據《禁毒法》開展相關工作。而在國內某些省份和地區，因為吸毒人數很少，勞教制度廢止后，他們的勞教工作將面臨巨大的挑戰。編輯：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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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訪談】

　　

　　　廣東省勞教局原局長、中國勞教學會副會長李榮文：

　　審批程序不正當是主要弊端

　　文/圖羊城晚報記者薛江華通訊員劉洪群

　　人物介紹李榮文，先后擔任廣東省三水農場副場長，廣東省三水勞教所所長、黨委書記。1990年任廣東省勞教局局長、黨委書記，2000年機構改革時退居二線。2001年退休，退休后任中國勞教學會副會長，廣東省勞動教養學會會長。

　　在勞教系統，李榮文一干就是40年整。1961年9月從學校畢業后，李榮文就被分配到了佛山三水農場(三水勞教所前身)下屬的一間制糖廠當技術員。這個工科出身的年輕人不曾想到，他會在勞教系統干一輩子，并從基層崗位走上省勞教局局長的位置。

　　73歲的李榮文目前在廣州安度晚年，如今，他的唯一社會身份是廣東省勞動教養學會名譽會長。17日，在李榮文廣州的家里，這位精神矍鑠的老人接受了羊城晚報記者的專訪。與記者預想不同的是，老人家對于勞教制度的廢止并沒有感到失落。他拿出了一本他在職期間出版的著作，其中有一篇文章專門闡述了“現行勞教制度存在的嚴重缺陷”。作為從業人士，李榮文早已從幾十年的工作中切身體會到了勞教制度的不合理性。

　　不能全盤否定其存在合理性

　　李榮文認為，雖然勞教制度如今被廢止，但不能因此否定了它在特定歷史時期所發揮的積極作用。1955年中央出臺第一份關于“勞動教養”的紅頭文件，而當時的收容對象是“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兩種人，是指“肅反”中不能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于留用，放到社會上又會增加失業的人，具有鮮明的強制教育和安置就業的性質。在當時新生政權還不穩固，正處于百廢待興，失業比較嚴重的情況下，采取勞教措施安置這兩種人，對于鞏固新生政權，減少失業和社會不安定因素，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李榮文說，有的學者以“反右斗爭”等政治運動的影響質疑勞動教養存在的合理性，并不全面。他說，勞教制度并非發端于反右斗爭，即使在當時，“右派”收容數量在整個勞教收容中仍然是少數。廣東省從1957年至1962年計收容勞教“右派分子”為1450人，而當時的收容人數達62855人；并且從1963年起已基本不再收容“右派分子”勞動教養。經過多次“評審”摘帽，1963年后余下仍在勞教場所的“勞教右派分子”已不足300人，而當時全國收容的“右派”勞教人員數量為3.6萬。可見，反右擴大化對勞教制度的影響是局部的、短期的，不應以此全盤否定勞動教養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勞教使用對象不定易致“冤案”

　　在李榮文看來，勞教審批程序的不正當是勞動教養制度存在的主要弊端。在過去的許多年里，勞教對象的審批權一直在公安手里，李榮文認為，這種審批程序是一種非公開而又缺乏制衡的內部審批程序，審批程序的“一家獨尊”，為警察權的擴張和制度的可能被濫用埋下了隱患。

　　“勞教是個筐，什么都往里裝！”李榮文認為，勞動教養適用對象的不確定，更容易導致一些“冤假錯案”和發生一些在現在看來匪夷所思的事情。在改革開放初期，廣東某部隊文工團有個著名的歌唱家，因為倒賣水泥被勞教過。在“嚴打”時期，深圳曾出現過100多人被錯送勞動教養的事情。李榮文印象很深刻的一個案例是，深圳3個市民在路邊想搭順風車，于是就攔截了一輛車，可這輛并沒有任何警用標志的車卻是警車，最后，這三個人因“妨礙公務”被送去勞動教養。

　　期待出臺《社區矯治法》

　　李榮文在職期間，他先后去過美國、澳大利亞、日本、俄羅斯、歐洲考察過“矯正制度”。在他看來，勞教系統內部的人士從來都沒有無視過勞教制度的弊端。相反，他們一直都在努力做到與時俱進，包括創建文明監所，強調勞教所“教育矯治”功能，甚至加大勞教場所的開放程度。

　　廢止勞教制度，讓已經安度晚年的李榮文看到了法治的進步，并為此鼓掌。在《決定》出臺后，也有干部找到他，談了對未來的擔憂，作為一個從業40年的勞教工作者和老領導，他告誡現在的勞教工作者要積極面對改革，并期待廣東在推進這項改革中擔當“排頭兵”。他對他們說，勞教制度雖然被廢止了，但仍有很多事情等著你們去做。

　　即便退休了，李榮文仍然為他所奉獻了40年的勞教工作鼓與呼，他認可廣東勞教人在管理上做出的許多探索和所積累的優秀經驗。他期待《社區矯治法》的出臺，并認為社區矯治的工作繼續交由司法系統來承擔。編輯：牟青

　　　【專家解讀】

　　

　　　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征夫：

　　限制人身自由程序將更公正

　　廢止勞教制度的消息傳出，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征夫深感欣慰。10年前，還是廣東省政協委員時，朱征夫就曾提議廢除勞教制度。今年全國“兩會”上，他提議設憲法委員會，建立憲法審查機制，再次“炮轟”勞教。？？

　　朱征夫表示，勞教制度產生于特定的歷史時期，它的意義和作用，只能到那個特定的年代去尋找。朱征夫認為，這次中央作出的決定明確提出要廢止勞教制度，與之前所提出的適時停止使用不同，“停止使用，制度還在那里，廢止就是制度也沒有了。我覺得這個意義非凡。”

　　勞教制度廢止了，以前適用勞教處理的違法行為又該怎么辦？在此之前，有學者主張直接廢除勞教制度，用刑法中適用于輕罪的管制和拘役等刑罰方法加以取代，將現有勞教場所改造為輕罪監獄；也有專家建議保留和強化勞教制度中教育、感化和挽救的內容，在借鑒國外保安處分制度的基礎上，將現行法律中分散規定的強制教育、強制戒毒、強制治療和醫療監護等內容統一起來，制定一部較完整的行為矯治的法律。

　　在朱征夫看來，輕微的刑事犯罪按刑法處理，現有的勞教場所則可以改成輕型監獄或戒毒所。對于有輕微違法行為的青少年，可以適用“違法行為矯治法”——就是給予一定的處罰，但不關押到特定的場所，而是由社區的特定的工作人員如社區民警、司法工作人員，一起進行教育。

　　朱征夫認為，不管何種主張和建議，都要求以法律取代行政法規或規章，使其對人身自由的限制有合法的依據；用時也要求以司法審判程序取代行政決定程序，使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序更加公正。

　　【相關鏈接】

　　勞動教養制度沿革

　　1955年8月，中共中央批準下發《關于徹底肅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規定，對當時的肅反運動中“清查出來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不夠判刑、而政治上又不適用于繼續留用，放到社會上又增加失業的，則進行勞動教養，就是雖不判刑，雖不完全失去自由，但亦應集中起來，替國家做工，由國家發給一定的工資”。這是我們國家出臺的第一份有關“勞動教養”的紅頭文件。

　　1957年8月1日，經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78次會議批準，國務院出臺《關于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第一次以行政法規的形式，確立了勞動教養制度。

　　1961年4月，公安部制定《關于當前公安工作十個具體政策問題的補充規定》。依據該《規定》，勞動教養的期限是兩年到三年，由勞教機關“內部掌握”，只在收容時向本人及其家屬宣布；對表現不好的勞教人員，可以延長勞動期限。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勞動教養制度停止實施。一部分勞教人員被釋放；一部分勞教人員被轉移到監獄、勞改隊，當作罪犯進行管理。在此期間，“牛棚”是右派分子的勞教所的別稱。被關入“牛棚”的人，人身自由、言論自由都受到嚴格限制，并被強制勞動。

　　后來，勞動教養制度幾經補充和修改。到1982年1月國務院轉發公安部《勞動教養制度試行辦法》時，勞動教養制度中斷10年后重新啟用。此時勞動教養的對象已經被調整為：“罪行輕微，不夠刑事處分的反革命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結伙殺人、搶劫、強奸、放火等犯罪團伙中，不夠刑事處分的；有流氓、賣淫、盜竊、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屢教不改，不夠刑事處分的；聚眾斗毆、尋釁滋事、煽動鬧事等擾亂社會治安、不夠刑事處分的；有工作崗位，長期拒絕勞動，破壞勞動紀律，而又不斷無理取鬧，擾亂生產秩序，工作秩序，教學科研和生活秩序，妨礙公務，不聽勸告和制止的；教唆他人違法犯罪，不夠刑事處分的。”此時的勞動教養已經完全沒有安置就業和品德教育的內容，而主要是對輕微違法行為的處罰手段了。

　　此后，勞教制度貫穿整個新時期。今天，各地勞教委簽發的勞教決定通知書，引用的仍然是這些文件。

　　20世紀末期開始，勞教制度開始呈現“地方化”特點。目前，各地勞教所的被勞教人員，多數仍然是“打架斗毆，偷雞摸狗，賣淫嫖娼”等治安事件的事主，有的地區因為維權上訪被勞教，廣東、云南等地區因為出現大量吸毒人員而被勞教。

　　　【最新跟進】

　　由國務院啟動法規的廢止程序

　　勞教制度何時廢止？專家表示，廢止勞教制度是黨中央的決定，從法律程序來說，現行的勞動教養制度主要是依據公安部的一些辦法以及國務院批轉的辦法的決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需要國務院來啟動法規的廢止程序。三中全會的決定之后，要涉及幾個主體來迅速啟動立法程序。

　　1.全國人大。有些勞動教養的依據是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所以要通過全國人大來明確宣布廢止。

　　2.國務院。有的勞動教養是通過國務院批轉公安部的決定，需要通過國務院來行使權力，宣布廢止。

　　3.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還有的勞動教養決定涉及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的辦法和內部規章，要通過他們來啟動。

　　4.全國人大常委會。雖然法規的廢、改、立需要按照各自的權限來進行，但也可以通過全國人大常委會一次性、一攬子決定，對現有的關于勞教的規定進行廢止，這樣更加統一和有效。

　　專家表示，中央作出廢止勞動教養制度的決定后，后續的實施要迅速激活相應的法律法規和規章的廢止程序，來正式宣布制度的終結。

　　羊城晚報記者薛江華劉洪群編輯：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