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劉德炳

　　過去10年，科學發展、和諧社會、生態環保、轉型升級、民生、創新、綠色GDP，始終是中國官員語境里較為一致的高頻詞匯。

　　過去10年，與中國經濟共同進步的是中國官員的整體水平和執政理念。當然，在過去10年，中國官員的腐敗也進入了高發期。但值得欣慰的是，十八大之后，中央政府始終保持著反腐敗的高壓態勢。唯其如此，我們對下一個10年依然信心滿滿。

　　忙著搞經濟

　　官員很忙，首先忙于發展經濟。當然，與過去相比，這10年來，更強調科學發展。從中央部委到地方各級政府，官員們都在忙著轉變觀念、轉型升級。

　　2004年，時任遼寧省省長張文岳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國務院出臺了新的政策以支持東北的振興。我們想經過若干年的努力，在遼寧實現六個振興的目標。我們要進一步完善遼寧的經濟結構，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要構筑開放型的經濟體系，推動社會事業全面進步，要使遼寧的經濟實力有顯著的增強，要使人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群眾的收入有較大幅度的增加。

　　張文岳表示，抓發展不能再使過去那種辦法，就項目講項目，就項目建項目，而是要按照科學的發展觀，按照全面、協調的發展觀來促進新的歷史時期遼寧經濟、社會的發展。總之，觀念的轉變任重道遠，我們正在逐步向前推進。

　　2010年，58歲的袁純清橫渡黃河——陜西卸任，山西履新，出任省委書記。履新山西之后，袁純清的心情更為迫切。5月31日到任，6月5日便開始了山西省內11市、為期一個多月的密集調研。經過縝密調研，7月29日，山西全省領導干部大會召開。袁純清在會上全面闡述了“再造一個新山西”的執政方略。

　　在這份長達68頁、近3萬字的講話稿中，首先被提出的是三個問題：山西所面臨的最大問題——發展不足，最突出問題——新產業發展和新項目儲備不足，最緊要問題——干部隊伍對大發展思想準備不足。

　　針對上述三大問題，袁純清分三部分提出了詳盡的“解決方案”，其中轉型發展、跨越發展的主線貫穿全篇。煤炭作為山西轉型的根本，袁純清的講話直指“因煤而興、因煤而困”的問題所在，并梳理出七大路徑。他同時提出，煤炭依賴的直接后果就是所謂“資源詛咒”，必須再次吹響解放思想的沖鋒號，而在煤上解放思想是山西最大的解放思想。

　　2013年8月25日，吉林長春，一個寬敞的會議室里，數十位來自北京的專家學者和吉林省政府十幾個廳局的領導已經落座。5分鐘后，吉林省委書記王儒林準時出現在由《中國經濟周刊》和吉林省金融辦共同主辦的“吉林省土地收益保證貸款專題座談會”現場。

　　眾多領導和重量級專家齊聚，只為一件事，那就是座談2012年起吉林省在全國首推的“土地收益保證貸款”模式。經過一年的試點，該項最初為解決農民融資難而推出的產品，不僅成為全國多地爭相學習的金融創新項目，也成為推動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抓手。截至2013年8月20日，吉林省已在梨樹、東豐、公主嶺等22個縣(市)開辦了這些業務，共發放了7464筆貸款，總金額達2.96億元。貸款投放量與放款戶數量均呈上升趨勢，尚未出現逾期還款的情況。

　　面對這樣的進步，省委書記王儒林依然“不滿意”。在他看來，進展應當更快，覆蓋面應當更廣。“土地收益保證貸款絕不僅僅是為了解決農民所需要的資金這么簡單，這是一件有利于促進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推動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好事情。”

　　有評論認為，這一貸款模式，不但激活了農民“沉睡的資本”——土地資產，更由于模式新、手續簡便、利率優惠、風險可控，被稱為破題農村金融的“吉林模式”。

　　素有學者市長之稱的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對于地方經濟發展，也有著自己的思考。

　　在全國GDP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重慶連續5年保持15%的經濟增速。2011年，重慶GDP突破1萬億元。2009—2012年，在《中國經濟周刊》的31省份GDP含金量排名中，重慶GDP含金量連續4年位列前十。

　　但重慶也是復雜和多樣化的。用黃奇帆的話來說，重慶是大城市、大農村、大山區、大庫區并存。發展農業，規模化是難點；發展工業，炸出一塊平坦的廠房園區都很費勁。與此同時，層巒疊嶂中隱藏的高山居民、貧困居民和三峽移民，又成為城市化進程中最難以拉動卻又不容忽視的一環。

　　2007年，重慶獲批成為我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5年間，重慶的大膽嘗試引發無數議論，“地票”、城鄉土地資源流轉、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雙軌制”住房及公租房規劃……每一步，重慶的改革之刀都直指制度改革和民生熱點的最深處。

　　熱議中，黃奇帆很平靜。2013年3月，黃奇帆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他既不認為重慶改革是“冒進”，也不認可“重慶模式”的提法。他只希望做一個智慧型改革的推動者、資源優化配置型改革的探索者、轉變發展方式的實踐者。

　　向綠色生態要GDP

　　有發展就有消耗，稍不注意，消耗過大過多，則面臨生態破壞的惡果，進而將吞噬經濟發展的成果。向綠色生態要GDP成為10年來官員們忙碌的新方向。

　　2013年9月27日，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在全省大氣污染防治行動動員大會上作情況介紹時說：“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是全國污染最嚴重的區域，河北又是京津冀三省市中治理污染任務最重的省份。去年我省大氣主要污染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別居全國第一位和第三位。習近平總書記幾次問到這個問題，我和慶偉同志(指河北省省長張慶偉——編者注)及各位常委都有一種臉紅、出汗、坐不住的感覺，這頂帽子壓得我們抬不起頭來，也壓得河北抬不起頭來。”

　　而在浙江寧波，由于部分鄉鎮污染太過嚴重，寧波市環保局2013年6月主動對外公布，寧波市6個生態鎮出現了污染嚴重、生態退化的現象，這6個鎮分別是鄞州區姜山鎮、慈溪觀海衛鎮、余姚市小曹娥鎮和黃家埠鎮、寧海前童鎮、奉化莼湖鎮，為此寧波市環保局局長徐暢成特別約談了這6個鎮的負責人，要求6個鎮限期進行整改，一旦整改不到位，將撤掉生態鎮的牌子。

　　徐暢成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根源還是在于GDP這根指揮棒的影響力。曝光了6個生態鎮的問題，希望從基層入手，扎扎實實地保護好生態。本次公開環保問題，就是要表明堅決遏制生態退化的決心，以更大的力度來監督落實生態整改情況。

　　落馬高官涉“房”太深

　　10年來，我國房地產行業飛速發展，房價一路上漲，除催生許多富豪外，也讓一些官員身陷其中。

　　有分析人士指出，房地產利益鏈已經成為當前經濟腐敗案件中居高不下的一個毒瘤。而在高官落馬軌跡中，索房、買房、因房牟利……頻頻出現在房地產業利益鏈的各種環節，甚至有的高官落馬，主要原因就是涉“房”太深。

　　最近幾年，記者注意到，很多落馬高官的案例中，都與房子關系十分密切，尤其是十八大以來，落馬的省部級官員，幾乎有半數都跟房地產密不可分。

　　據不完全統計，涉及房地產的落馬省部級官員，2008年有5人，2007年有3人，2006年有7人，2005年有4人，2004年有3人，2003年有4人，2002年有1人，2001年有5人，2000年有2人。

　　根據上述統計，自2000年以來，截至2013年9月，14年中，共有53名落馬省部級官員涉及房地產，而據不完全統計，14年來落馬的省部級官員在100人左右，這就意味著，一半的落馬省部級高官或多或少與房地產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在調查中，《中國經濟周刊》發現了一些比較有意思的現象。首先，從時間上看，2004年以后，平均每年涉房的落馬省部級官員明顯比2004年之前多。統計顯示，2004年及前4年涉房的落馬省部級貪官只有15人，平均每年3人；2004年以后則有38人，平均每年涉房落馬近4人，2006年、2009年，都有7個落馬高官涉及房地產。另外，從地域上看，中東部涉及房地產的落馬省部級官員數量明顯比西部多，其中，北京、廣東、上海、浙江成為因房重災區。

　　反腐力度步步加大

　　2004年6月23日，在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上，時任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提交了一份觸目驚心的、“沉甸甸”的審計“清單”，不僅一些中央部委赫然在列，而且資金使用“黑洞”之大也讓人瞠目結舌：國防科工委、科技部將幾十億元的專項資金預留；長江堤防工程款大量被侵吞；國家體育總局動用奧委會1億多元資金用于職工小區建設……報告中的18項內容，每一項都足夠震撼，而且很多都與最基本的國計民生有關。

　　審計署審計科研所副所長崔振龍告訴《中國經濟周刊》，這次審計出來的問題大體分為幾類，有的是在重大工程中弄虛作假，偷工減料，出現嚴重質量問題；有的是擠占挪用包括救災款在內的各項資金；有的是虛報項目套取資金；還有非法圈地，投資效益差，人為少征稅等等。

　　“問題發生的范圍廣，涉及的行業多，上至中央國家機關，下至企業，從大城市到偏遠山區，問題幾乎普遍存在。另外，違法違規者的膽子越來越大，上億元的救災款或是奧運專款都敢挪用。李金華在談到長江大堤工程質量問題時說，有人以權謀私，大肆受賄。‘大肆'二字所形容的，肯定不是小打小鬧，也不是偷偷摸摸，而是公然犯罪了。”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展洪德博士嚴肅地對《中國經濟周刊》說。

　　類似的審計風暴絕不止這一次。2013年9月17日，國家審計署審計長劉家義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劉志軍的落馬，正是栽在了他大力推動的高鐵建設上。該案浮出水面，源于審計署對高鐵建設的跟蹤審計。

　　劉家義說：“單純用經濟數據來講的話，這些年在審計署層面，通過我們的審計工作，促進增收節支和挽回損失2000多億元，推動完善制度1800多項。與此相關的，揭露出重大的違法違規和經濟案件，移交給紀檢監察、司法機關立案查處的1000多件。在審計署層面查出的這1000多件，基本都是大案要案。”

　　除審計外，黨內巡視近年來也廣受關注。

　　黨內巡視制度已經走過10年。2003年，“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巡視組正式成立。2009年7月，《中國共產黨巡視工作條例(試行)》出臺，巡視正式成為一種黨內監督的制度被確定了下來。同年，原來的“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巡視組”更名為“中央巡視組”。巡視的范圍及巡視的力量也在不斷擴大：2010年6月，巡視制度的范圍擴大至軍隊；中央巡視組的數量也從2003年的5個擴大到2011年的12個，其中6個地方組、4個企業金融組、2個中央國家機關巡視組。

　　2013年6月前后，中央10個巡視組分赴內蒙古、江西、中國人民大學等地區和單位。中央第八巡視組組長王鴻舉表示，此次中央巡視的重點：一是著力發現領導干部是否存在權錢交易、以權謀私、貪污賄賂、腐化墮落等違紀違法問題；二是著力發現是否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等問題；三是著力發現是否存在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問題；四是著力發現是否存在選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2003年至今，中央巡視組每年都會發現大量線索。2005年6月中央第五巡視組結束巡視，根據巡視組獲得的線索，不到一年時間，上海社保案浮出水面，陳良宇案也由此牽出。而在2009年，中央巡視組先后巡視了浙江等12個地區，中國保監會等4個中央金融單位，中國海運等4個國企，查獲了貴州政協原主席黃瑤、遼寧省人大原副主任宋勇等高官貪腐線索。

　　2013年，在啟動本輪巡視之際，習近平總書記要求中央巡視組敢于碰硬，發揮震懾力，遏制腐敗現象蔓延的勢頭。已正式運行10年的黨內巡視機制在本輪巡視中已回歸到它最主要的反腐職能：發現和反映違法違紀線索。“發現問題、形成震懾作用”，將成為未來5年巡視的主要任務。

　　記者手記

　　

　　　求變的主政者

　　郭芳

　　觀察中國經濟，區域經濟無疑是一個重要的視角。是以，在過去的10年里，區域經濟始終是我們報道的重點。在中國，政府主導的投資模式成為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各區域的主政者成為當地經濟發展的舵手，他們也因此成為我們對話的主要對象。

　　因為發展程度的不同，主政者們受困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問題和麻煩，但無論各地方正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是什么，科學發展、和諧社會，生態環保、轉型升級，民生、創新、綠色GDP，始終是過去10年中國官員語境里較為一致的高頻詞匯。然而，如我們所知道的那樣，進入新世紀后這些新的執政理念，始終長期停留于紙面或是口頭而無法成為他們的現實政績。甚至，絕大多數的官員在思想上仍未能完全轉變過來，依然保留著過去粗放發展的思維慣性。這也使得整個中國經濟最終受困于舊有的發展模式而略顯悲壯。

　　在長期的區域經濟跟蹤報道中，我們有感于中國區域發展巨大不平衡的同時，也有感于不同區域之間官員水平的參差。應該承認，在過去的10年里，與中國經濟共同進步的是中國官員的整體水平。毫無疑問，他們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最主要的受益者，他們中的不少人擁有較高的學歷、專業化的背景以及國際化的視野。但總體上看，東部經濟發達地區官員水平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區。同樣是東部經濟發達區域，長三角地區官員水平又優于珠三角地區，而在未來兩大區域的經濟競爭中，人才將成為重要的決定因素，其中，集中于政府方面的人才又顯得更為關鍵。

　　當然，在過去的10年，中國官員的腐敗也進入了高發期。一些曾經在采訪中對我們信誓旦旦稱與腐敗水火不容的官員最終成為階下囚者不乏其人，腐化的程度令人咋舌。這對官員群體及政府形象是極大的傷害。值得欣慰的是，十八大之后，中央政府始終保持著反腐敗的高壓態勢。唯其如此，才能保證社會公眾對下一個10年中國改革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