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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儒林

劉家義
過去10年,科學發展、和諧社會、生態環保、轉型升級、民生、創新、綠色GDP,始終是中國官員語境里較為一致的高頻詞匯。
過去10年,與中國經濟共同進步的是中國官員的整體水平和執政理念。當然,在過去10年,中國官員的腐敗也進入了高發期。但值得欣慰的是,十八大之后,中央政府始終保持著反腐敗的高壓態勢。唯其如此,我們對下一個10年依然信心滿滿。
忙著搞經濟
官員很忙,首先忙于發展經濟。當然,與過去相比,這10年來,更強調科學發展。從中央部委到地方各級政府,官員們都在忙著轉變觀念、轉型升級。
2004年,時任遼寧省省長張文岳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國務院出臺了新的政策以支持東北的振興。我們想經過若干年的努力,在遼寧實現六個振興的目標。我們要進一步完善遼寧的經濟結構,要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要構筑開放型的經濟體系,推動社會事業全面進步,要使遼寧的經濟實力有顯著的增強,要使人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群眾的收入有較大幅度的增加。
張文岳表示,抓發展不能再使過去那種辦法,就項目講項目,就項目建項目,而是要按照科學的發展觀,按照全面、協調的發展觀來促進新的歷史時期遼寧經濟、社會的發展。總之,觀念的轉變任重道遠,我們正在逐步向前推進。
2010年,58歲的袁純清橫渡黃河——陜西卸任,山西履新,出任省委書記。履新山西之后,袁純清的心情更為迫切。5月31日到任,6月5日便開始了山西省內11市、為期一個多月的密集調研。經過縝密調研,7月29日,山西全省領導干部大會召開。袁純清在會上全面闡述了“再造一個新山西”的執政方略。
在這份長達68頁、近3萬字的講話稿中,首先被提出的是三個問題:山西所面臨的最大問題——發展不足,最突出問題——新產業發展和新項目儲備不足,最緊要問題——干部隊伍對大發展思想準備不足。
針對上述三大問題,袁純清分三部分提出了詳盡的“解決方案”,其中轉型發展、跨越發展的主線貫穿全篇。煤炭作為山西轉型的根本,袁純清的講話直指“因煤而興、因煤而困”的問題所在,并梳理出七大路徑。他同時提出,煤炭依賴的直接后果就是所謂“資源詛咒”,必須再次吹響解放思想的沖鋒號,而在煤上解放思想是山西最大的解放思想。
2013年8月25日,吉林長春,一個寬敞的會議室里,數十位來自北京的專家學者和吉林省政府十幾個廳局的領導已經落座。5分鐘后,吉林省委書記王儒林準時出現在由《中國經濟周刊》和吉林省金融辦共同主辦的“吉林省土地收益保證貸款專題座談會”現場。
眾多領導和重量級專家齊聚,只為一件事,那就是座談2012年起吉林省在全國首推的“土地收益保證貸款”模式。經過一年的試點,該項最初為解決農民融資難而推出的產品,不僅成為全國多地爭相學習的金融創新項目,也成為推動農業現代化發展的抓手。截至2013年8月20日,吉林省已在梨樹、東豐、公主嶺等22個縣(市)開辦了這些業務,共發放了7464筆貸款,總金額達2.96億元。貸款投放量與放款戶數量均呈上升趨勢,尚未出現逾期還款的情況。
面對這樣的進步,省委書記王儒林依然“不滿意”。在他看來,進展應當更快,覆蓋面應當更廣。“土地收益保證貸款絕不僅僅是為了解決農民所需要的資金這么簡單,這是一件有利于促進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推動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好事情。”
有評論認為,這一貸款模式,不但激活了農民“沉睡的資本”——土地資產,更由于模式新、手續簡便、利率優惠、風險可控,被稱為破題農村金融的“吉林模式”。
素有學者市長之稱的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對于地方經濟發展,也有著自己的思考。
在全國GDP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重慶連續5年保持15%的經濟增速。2011年,重慶GDP突破1萬億元。2009—2012年,在《中國經濟周刊》的31省份GDP含金量排名中,重慶GDP含金量連續4年位列前十。
但重慶也是復雜和多樣化的。用黃奇帆的話來說,重慶是大城市、大農村、大山區、大庫區并存。發展農業,規模化是難點;發展工業,炸出一塊平坦的廠房園區都很費勁。與此同時,層巒疊嶂中隱藏的高山居民、貧困居民和三峽移民,又成為城市化進程中最難以拉動卻又不容忽視的一環。
2007年,重慶獲批成為我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5年間,重慶的大膽嘗試引發無數議論,“地票”、城鄉土地資源流轉、農民工戶籍制度改革、“雙軌制”住房及公租房規劃……每一步,重慶的改革之刀都直指制度改革和民生熱點的最深處。
熱議中,黃奇帆很平靜。2013年3月,黃奇帆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他既不認為重慶改革是“冒進”,也不認可“重慶模式”的提法。他只希望做一個智慧型改革的推動者、資源優化配置型改革的探索者、轉變發展方式的實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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