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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發言人：有人寄過鈣片暗示我們太“軟”
李肇星。
導讀：12月12日，外交部舉行了一年一度的外國駐華記者新年招待會，這同時也是外交部發言人制度30周年的“生日會”。發言人制度被視為打造“透明政府”的“必選項”。外交部是最早設立發言人制度的國家部委，從1983年至今，一共有27位發言人向世界傳遞中國聲音、詮釋中國政策。“問不倒”的發言人是怎樣“煉”出來的？外交部發言人制度是如何從“沒有座位的發布會”發展為“全天候接受提問”的？
首場發布會：三句話，七分鐘
這是一場沒有座位的發布會，時任新聞司司長的錢其琛發表講話，這也是他主持的唯一一場發布會
傍晚時分，北京國子監一所美術館里，一場簡單而熱鬧的招待會正在舉行。
發言席的一側，83歲的齊懷遠，拄著拐杖，拒絕工作人員為其搬來座椅，73歲的李肇星輕輕挽著他的胳膊。站在最外側的是62歲的孫玉璽，和他隔得不遠的是同為“50后”的沈國放。音樂聲響起，“60后”秦剛、洪磊以及“70后”華春瑩走過去，把他們請上臺。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外交部發言人。
前外交部部長李肇星親歷了外交部設立發言人制度的過程——
首場新聞發布會是一場沒有座位的發布會。
那是1982年3月26日，在外交部主樓的門廳，面對七八十位中外記者，時任新聞司司長的錢其琛針對蘇聯勃列日涅夫發表的關于中蘇關系的講話，發布了一個只有三句話的簡短聲明，歷時7分鐘，李肇星擔任現場翻譯。
多年之后，錢其琛在《外交十記》中回憶，聲明念完后，沒有提問，也不回答問題。“這是我以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聞發布會，也是最后一次。”錢其琛說。
此后，外交部發言人制度正式啟動，一般由新聞司司長和兩位副司長輪流擔任。李肇星當年在籌備會上建議，是否把司長叫發言人、副司長叫副發言人？“老錢(當時我們對領導的稱呼就這么親切隨便)說：算了，越簡單越好，都叫發言人。”李肇星說。
1983年，外交部設立了發言人制度。這一年的3月1日，接替錢其琛擔任新聞司司長的齊懷遠在北京國際俱樂部舉行了首場新聞發布會。
1987年，畢業于南開大學的李金華成為外交部首位女發言人。迄今為止，在27位發言人中，共有5位女發言人。
從“只說不答”到“來者不拒”
創紀錄的一次，發言人在60個小時里，回答了各國記者2000多個問題
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程曼麗教授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說，外交部發言人制度經歷了從單向發布到雙向互動、從單一發布到多種渠道發布、從傳統媒體發布到多媒體發布的過程。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剛剛開啟改革開放的大門，各國常駐記者大概只有百人左右。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首席記者吉米說，在外交部舉行首場發布會之前，只能依靠中國官方媒體獲取信息。還有外國記者回憶說，當時發稿需要去北京的電報大樓。
外交部發言人制度設立之初，每周舉行一次記者會，只主動發布，不答問，現場翻譯用交傳，后來改為每月第一周發布會上現場答問。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記者會增加為每周兩次，接受提問，翻譯方式改用同傳。此后，取消了對記者提問次數的限制，直到沒人提問發布會才結束。
上世紀末擔任發言人的孫玉璽告訴北青報記者，在發布廳里，他最長經歷過2個小時40分鐘的發布會。發布廳之外，創紀錄的一次是1999年5月。美國轟炸中國駐南斯拉夫使館后，孫玉璽隨專機飛抵貝爾格萊德，在60個小時回答了各國記者2000多個問題。
跨入新世紀后，信息化迅猛發展，互聯網顛覆了媒體獲取信息的傳統渠道。與此同時，中國逐漸邁入世界中心舞臺，國際社會更加關注中國的立場主張。外交部發言人辦公室“與時俱進”，設立了24小時值班手機，全年無休接受媒體的提問，用電話、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回應媒體的關注。
2011年9月，例行記者會改為每個工作日一次，外交部成為世界上第二個每天舉行記者會的外交部門。路透新聞北亞區總經理杜納德對此印象深刻，他告訴北青報記者，這意味著外交部的新聞發布會更加公開。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來臨，外交部又在部委中率先開通了微博、微信，記者會和發言人談話內容在第一時間用多媒體手段發布。
如今，外交部記者會不只是記者的“專利”，也對普通民眾開放。僅2013年，就有120余批、4000余人次旁聽記者會，包括政府官員、社會團體、熱心網民等各界人士。外交部還會定期舉行公眾開放日，民眾可以和發言人“零距離接觸”。
“問不倒”的背后
發言人“潛水”看網評、刷微博，還有“年輕、能干、不可缺少”的“小伙伴”為他們提供智力支持
和西方國家職業化的新聞發言人制度相比，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更多是職務化的。以外交部發言人為例，基本上由新聞司司長、副司長擔任，但這并不意味著對發言人專業性要求的降低。
北青報記者梳理對27位外交部發言人的公開報道發現，他們都具有優秀的外語技能，在擔任發言人前有豐富的外交經驗和駐外使館工作經歷，應變能力、語言表達能力較強。
作為發言人，要做到接住各國記者的“出招”，既需要知識的積累，也需要對政策的把握，只有全面地熟悉政策以及其背后的考量，才能應對各種各樣的問題。新媒體時代，網絡也是發言人常用工具之一。接受北青報記者采訪的多位發言人表示，他們會看網站的評論，會上微博，但是“潛水”居多。
“公眾看到的是發言人在臺上的表現，但看不到的是幕后還有許多人、許多部門在支持。”外交部發言人、新聞司司長秦剛說，發言人的一天有“四部曲”：了解信息、思考可能的提問角度、制定答問要點、回答問題，外交部各個司局和其他部外單位都為發言人工作提供了“智力支持”。
在日常工作中，和發言人形影不離的是新聞司發言人辦公室團隊，秦剛用“年輕、能干、不可缺少”形容“小伙伴們”。在繁華的朝外大街，發言人辦公室的燈光經常徹夜亮著，這個團隊在24小時跟蹤國際地區的重大事件及媒體的報道。每天上午，發言人都要和團隊一起討論。
作為發言人，溝通技巧和形象儀表同樣重要。據發言人辦公室工作人員介紹，他們會邀請新聞傳播方面的學者、中央電視臺化妝師等專業人士給發言人“支招”。外交部發言人、新聞司副司長華春瑩告訴北青報記者，她曾經向高級化妝師徐晶老師“請教”化妝技巧，還讓服裝設計師朋友為她的著裝提供建議。
發言人不追求“明星效應”
發言人不是即興表演的演員，也不是那些抱有僥幸心理的學生答卷，必須掌握兩條：說我知道的，說我可以說和應該說的
對公眾而言，外交部發言人是了解中國外交政策最直接的窗口。在網站論壇上，發言人的言論經常成為討論熱點，有叫好的，有編“段子”調侃的，也有“拍磚”的，甚至有人給發言人寄過鈣片，意思是發言人在有些問題上表態太“軟”。
外交部第21位發言人劉建超此前在接受北青報記者采訪時曾經表示，外交不能搞成“出氣外交”，因為出氣并不一定能辦成事。程曼麗說，外交部發言人代表國家發聲，并非個人行為，在這背后有國家機制、發布制度的安排，如何發言是政策研究和信息獲取分析的結果。
在民間，人們往往會對發言人富有個性的回答津津樂道。但在李肇星看來，發言人不是即興表演、追求自我表現的演員，也不是那些抱有僥幸心理的學生答卷，必須掌握兩條：說我知道的，說我可以說和應該說的。
秦剛也認為，記者會不是展示自我風采的舞臺，不追求所謂“明星效應”?！鞍l言人要愛國、通曉內外、找準定位，要牢記大我，忘卻小我，底氣才會更足，表達才會更準確自如。”秦剛說。
不過，在嚴格把握政策的前提下，在面對棘手、刁鉆的問題時，很多發言人都會選擇用靈巧的方式“四兩撥千斤”。上世紀80年代末，在一次記者會上李肇星回應各方對鄧小平健康的關注，稱其身體很好。一位外國記者問：“鄧小平是在家里還是在醫院擁有這良好的健康狀況？”李肇星幽默地說：“一個具有普通常識的人都會知道，一個身體健康的人應該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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