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很多人在議論，李嘉誠正在非常明顯地減少在內地的投資，并舍棄在香港的資產，逐步加大向歐洲投資的力度。盡管李超人自己是否認的，但是他實際所做的行為策略已經表現得非常清楚。減少在香港的投資，我覺得比較好理解。香港能夠發展起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英國殖民帶來的法治環境，和當時內地不開放，市場的紅利轉移到了香港。現在隨著內地的持續開放，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市場交易中心的地位會越來越薄弱，可想而知香港的資產也確實會出現貶值。

而李嘉誠減少在內地的投資，很難用簡單的經濟規律來分析，有些人說李超人是去抄底歐洲，看空中國，大家似乎也把這個當作一個信號。但是，在1997年香港回歸的時候，難道內地就沒有風險嗎？那時候的前途可以說更難預測，經濟和政治上的風險都更大，但那個時候為什么李嘉誠堅定地投資于內地呢？如果李嘉誠經營的是品牌型消費類企業，比如他是全聚德[0.00% 資金 研報]的老板，把投資帶到海外去，把店開遍全世界，這也好理解。但他旗下的長江實業[1.71%]，是一個資本密集型的投資產業，現在的投資也主要在公用事業領域，即使現在歐洲是經濟低谷，但是以歐洲的公用事業建設水平跟中國公用事業發展的欠賬相比，其實中國的公用事業建設在未來十年二十年都還有很大空間，為什么李嘉誠在這方面更加看好歐洲？畢竟歐洲的公用事業體系已經比較成熟，更不要說那里勞動力的成本，特別是工會勢力之強大、工資之高。李嘉誠在香港已經被工人運動弄得焦頭爛額，去歐洲怎么搞得定呢？我覺得一個了不起的投資家一定有他綜合的權衡。

李嘉誠為什么在他人生的這個時候做出這種戰略選擇？最近我在國內的經歷讓我比較能理解。我前段時間到一個地方去，遇到當地一個小老板，他在當地干的就是公用事業的投資。現在各地政府都在搞建設，經常出項目要政績，一般都是讓當地企業墊資來搞建設，建設完了以后再由政府付錢。但是和政府做生意非常困難，這個企業墊了幾千萬，做完建設以后，鎮一級的領導換屆了，原來的關系就不再管用，已經拖了三年的賬到現在還沒有要回來，企業為此非常頭疼。我問他：當時肯定有合同，如果政府到了時間不給錢，為什么不跟政府打官司？他說：打官司肯定能把錢要回來，但是打官司的后果是，在這個地方以后再也別想做生意了，更嚴重的是在整個行業中，別人知道我和政府打官司要錢，也不會有人再跟我做生意了，所以現在政府欠著我的錢，我也得跟他們賠著笑臉，請領導出去旅游，陪吃陪喝，逢年過節還得給領導送禮。

其實，當時跟政府簽協議的過程中，雙方暗箱操作的成分也一定很大，這個工程如果完全通過市場程序招標，可能是2000萬元，因為個人跟政府官員的關系，招標不是那么透明，也許就能以2500萬甚至3000萬得到這個工程，換了新一屆領導以后，知道你跟前一屆領導關系好，跟新一屆沒有什么關系，自然就不買這個賬，彼此之間的游戲都不能擺到臺面上來說，但都在心照不宣地打著馬虎眼，政府沒說不給，但就是拖著。這雖然是一個鎮上的小事兒，但可以說是中國公用事業建設領域里的普遍情況。

公用事業另一種流行模式是B O T(build-operate-transfer)即建設-經營-轉讓。我有一位企業家朋友，上世紀90年代受政府鼓勵投資建設高速公路，政府給他的承諾是建好以后可以收費多少年。當時沒有預料到中國汽車發展這么快，高速建好后生意非常火。協議里有這樣一條：這條高速公路修好以后，至少十幾公里范圍之內不能再修高速公路，可以保證這條路的通行率。結果當地政府一看生意好，完全不按協議辦，這條路旁又修了一條高速路，要去打官司也找不到對象。

這些都是在中國進行公共事業建設的一個基本常態，一方面中國非常需要公共事業建設的發展，現在也提出要開放讓民營企業進入這個領域，但是在中國從事這樣的生意不僅需要在嚴格法律下的專業知識和金融知識，更多地還需要Street sm art(街頭智慧)，跟人打交道、權衡利弊、平衡關系這些在書本上學不到的復雜能力。

李嘉誠是潮州人，從小在鄉間生活，在香港也是從底層做起，是一個全面的、既有書本知識，也有街頭智慧的人，所以他在中國的投資總是能非常成熟地處理各方面的關系。盡管他現在精力依然充沛，但也已年近90歲高齡，而他的兩位兒子，受過非常好的教育，從小就受栽培旁聽董事會，受父親熏陶，在歐洲環境下，按照法律有板有眼的節奏來處理投資業務是游刃有余的，但是在中國的環境之下，如何處理各方面的關系，比如即使合同簽了，也不能按合同辦，類似這種復雜、委婉、又不能撕破臉皮的關系，這是小超人們難以對付的。

李嘉誠把投資的重點從正在發展的中國轉向已經非常成熟的歐洲，在我看來也是中國經濟轉型面臨的一個問題，中國這幾十年的經濟發展，企業家依然需要街頭智慧，很多成功要依靠全面的本土經驗來應對，中國需要真正成為開放的平臺，能夠吸引不僅像李嘉誠這樣的華人企業家，而且能吸引全世界的企業家到中國來投資，來分享這片土地的經濟增長、給這片土地帶來活力。

李嘉誠從中國轉移資本到歐洲，在我理解并不是中國的經濟沒有前景了，而是中國需要完善一個可以和開放的金融資本市場相對接的法治環境。

(作者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